凌晨5点多，他绕着家门口的徒骇河快走一圈，耳机里放着《三国演义》的插曲《这一拜》，步子走得轻松愉悦。
郭刚堂谈团圆后首个中秋
今年7月，郭刚堂与被拐24年的孩子郭振(小名“小六”)在山东聊城认亲后，自诩“大男子主义从不做饭”的他开始下厨，虽然土豆、白菜还切得没有章法，但是，他享受着这一切平淡的生活。不仅如此，他开始手写几万字的“自传”，从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活着》里找灵感;他还专注打磨一款寻亲软件;他更爱笑了，言辞幽默甚至透着难得的少年感;他期待含饴弄孙。
很快，郭刚堂将迎来与小六认亲后的第一个中秋节，至于到时怎么过节，他尊重孩子。
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前半生——我，郭刚堂，这辈子没有成为富翁，没有开上豪车，却成了一个找孩子专业户，足够了。
认亲俩月以后
向来是妻子专属地盘的厨房，最近被郭刚堂抢了。结婚几十年很少下厨的他，开始学习炒菜、熬汤、下面条、煮饺子。
郭刚堂谈团圆后首个中秋
早上，郭刚堂晨练归来，钻进厨房给家人准备早饭。操作台就在窗台下，能看到外面的景色，听到楼下传来的汽车喇叭声。他把土豆切片、切丝，时不时转头看看在燃气灶上“呲呲”作响的高压锅。
他精打细算，不在街上吃早饭，一般是自己熬的小米粥和馒头，配点萝卜条，成本也就一块多钱，日子清贫而富足。每隔几天，他会跑离家较远的菜市场，带回足够吃一周的菜，比家门口买的便宜很多。琢磨做饭，成了他现在的日常。
“我原来大男子主义，觉得下厨是女人的事情，现在开始学做饭，好好疼媳妇。”郭刚堂笑道。
这是和孩子认亲以后的第一个中秋节。别看郭刚堂在外人面前笑容多了，偶尔还会开开玩笑，实际上心情觉得有点低落——孩子找到了，但是老母亲和妻子相继生病住院，尤其是老母亲做了手术才出院，让他无比挂心。
郭刚堂的父母亲住在同一个小区不同楼栋的一楼。他最近更是频繁探望。八十多岁的父亲闲不住，业余养蜂，喜欢喝茶，他就经常掂着茶壶去陪父亲唠嗑，当然不忘问问母亲吃药了没、身体恢复如何。
而郭刚堂创办的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，就在小区里的社区党群活动中心一楼办公，工作起来也方便。
这便是郭刚堂自儿子认亲以来的现状。他称：“我最大的奢侈是有了晚上关机的自由。”
一切似乎平常，又透着不寻常。
至今，他的潜意识里还是觉得不敢相信被拐24年的儿子回归的事实。夜晚陷入深度睡眠以后，脑海里还是寻子的场景。梦里，他会对比不同孩子的信息，鼻子、眼睛，这个像自己的小六，那个似乎更像，不停在揣摩。
有时候，熟悉的人恭喜他找到了儿子，他的第一反应会是愣一下。“这些年，排除一个不是，排除一个又不是，找孩子这件事在我心里根深蒂固，所以至今不敢相信。很奇妙的情绪。”
儿子郭振，郭刚堂更愿意称呼他的小名小六。今年7月，在民警的帮助下，郭刚堂父子认亲。出生在山东聊城的小六，被拐时年仅2岁多，如今24年过去了，他已参加工作，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。按照相关规定，被拐儿童成年后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力，小六选择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养父母家，在河南工作生活。
郭刚堂尊重儿子的选择。
在他看来，被拐孩子是整个事件中最无辜的人，因为他们只能被动接受自己的命运。“我们所有找到孩子的家庭，都应该去尊重孩子的选择。我希望大家不干扰、不打扰，让他们在时间里治愈内心，从容生活。”
小六认亲以来，平时和亲生母亲沟通比较多，而郭刚堂父子俩聊的虽然不多，但相处自然。
前一阵，河南出现暴雨，郭刚堂痛快地拿出六千元，捐给聊城几个去河南的救援队。他给儿子发信息，“这段时间河南的雨比较大，尽量不要去低洼的地方，多注意安全。”小六会回复，“爸，我会注意的。”
找到儿子，郭刚堂最欣慰的是孩子健康。真正找到孩子以后他才觉得，对于孩子没有大的奢望，只要孩子好好的就行。
“在我们彼此情感加分的状态里，一切向前良性发展，没有必要急迫，也不需要介入过多。”郭刚堂对父子俩的相处一语带过。
迟到24年的重逢
今年7月，郭刚堂父子失散24年后在聊城认亲。
抱住儿子的瞬间，郭刚堂的右手一直搭在儿子肩膀上，左手掩面一直没有放下过。
他的身子因低声抽泣而微微抖动。被他抱在怀里的儿子，穿绿色T恤，看起来很结实，个头似乎比郭刚堂还要高一些。
一位头发花白的亲人走过来，递给郭刚堂纸巾，他不接，索性把头深深埋进儿子的肩膀里，极力掩饰自己当众哭泣的情绪，还是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认亲前，他一直觉得自己不会哭，“我见了这么多次团圆，我郭刚堂能哭?”但是，当血脉亲情在被人为无情割裂24年后重新缔结，各种复杂情绪瞬间交织在一起，谁都无法控制。
郭刚堂记得，当自己哭到全身颤抖时，儿子小六主动用胳膊揽了自己一把。那一刻，他惊觉记忆里儿子胖乎乎的小胳膊已变得刚劲有力，过去的经历也恍然如梦。
早在6月，郭刚堂接到一位关键人物的电话，对方上来就问他，郭哥，这些年你帮助多少孩子回归家庭、这些年找的疑似郭振的孩子又有多少?他的第一反应是反问：“我孩子在哪里?!”对方反复表示一切尚在核实当中，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直觉，小六找到了!
后来，郭刚堂接到警方的正式通知，孩子找到了。他第一时间回家告诉了妻子。
那天是上午，妻子躺在沙发上，闻言后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反复念叨“可找到了”，那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，完全控制不住自己，当时甚至让郭刚堂感到害怕——孩子找到了，妻子别在精神方面出了问题。
认亲前，郭刚堂和家人专门去了趟市场，计划购买1000斤糖果，散发给亲友四邻，不过因为消息传开后太过于轰动，小区成了打卡地，街坊四邻也受到影响，于是发糖果的计划搁浅。
他还给儿子准备了大红包，告诉商户，要能装一万块钱的红包。
他把信息告知了自己一直敬重的媒体人鲁豫。“姐，我不用再满世界找了!上苍眷顾，孩子也算接受了高等教育，本科毕业。以后啊，就可以过过该过的日子了，这个家终于是个家了!其实老天对我真的不薄，虽然难了一点。”
认亲前后，除了接受鲁豫的采访，郭刚堂刻意躲避几乎所有媒体，电话、短信、微信均不接，后来实在是因为公众关注度太高了，他索性通过百度等个人平台发声：“孩子找到了，我也想尽快回归生活，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支持和理解，尤其是我家小郭振，希望大家不要去打扰他。”
接连几条视频发声，他反复表达一个意思，希望大家给予空间，让一家人慢慢去磨合适应，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孩子的隐私。“我呢，当时更多的感受不是自己找到孩子，而是好几千个家庭找到孩子以后面临的问题，希望各个层面能给予他们理性引导。”
在谈到如何处理孩子与养父母的关系时，郭刚堂称就当多了一门亲戚，这个说法也引发了一定的质疑。
时隔俩月，郭刚堂正面回应此事，“所有被找回来的孩子是最无辜的，他们是第一受害人，我们应该给予包容、理解，以及专业理性的引导。假如不是真的了解那个年代，不妨站在情理上去思考一些问题。”
那个女人抱走了“小六”
郭刚堂生活的源头在山东聊城一个叫李太屯的村子。原来村子周边全是田地，家门口一条徒骇河，这里留下他下河摸鱼戏水的童年时光。
他听父母说，徒骇河最初用于浇地、排涝，如今24年过去了，当年居住的小村庄早已拆迁改造成现代化的生活社区，那条徒骇河也被修建成景观河，绿柳低垂，花草掩映，河水缓缓流淌，成了附近居民消遣游玩的最佳去处。
几乎每天凌晨五六点，郭刚堂都会起来绕着河岸走一圈，无论刮风下雨。
深秋9月，风平浪静，天气好的不像话，他一身运动装扮，将耳机调到音乐或诗词，系好鞋带，大踏步朝河边出发。
他甩开臂膀撩开双腿闷着头往前走，一遛烟消失在视野里。比他小二十岁的记者被远远甩在后面，气喘吁吁的一路小跑追上去，“郭老师，您走路好快!”“快吗?不快啊。”他惊讶道。
在李太屯村生活了51年，郭刚堂出门抬头就是熟人。沿途，不停有人和他打招呼。途中偶遇几个穿得花红柳绿的年轻人，其中一人背着大音响，和同伴走过去老远又拐回来，非要和“郭叔”合个影。
快到徒骇河的十字路口，等红绿灯的间隙，郭刚堂指着不远处，“就是那里，当年那个女人抱走了小六，顺着这条路走了。”那时候还没有监控，一切线索靠走访村民所得。
郭刚堂对那个拐走自己骨肉的女人感受太复杂!直至今日，他也会笑侃，“好看的东西谁都想看，但是不包括女人啊。”
大家闻言都笑了，郭刚堂却敛起笑容解释，“因为偷我孩子的那个女人可谓是中上等外貌。”
1997年，郭刚堂意气风发，顺风顺水的当口，儿子被一个女人拐走了。
24年后的今天，警方查明，1997年，呼某、唐某两人相识并恋爱，9月一起在山东旅游期间为图财预谋拐卖一男孩。9月21日，两人窜至山东聊城，呼某在汽车站附近等候，唐某外出寻找作案目标，将在家门口独自玩耍的郭新振抱走，随后与呼某一起乘长途车返回河南，由呼某将郭新振贩卖。
孩子刚丢时，短短两个月，郭刚堂的体重从150多斤降到110斤，当年才20多岁的他开始有白头发，憔悴的不成人样。
他的心理也出现问题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看到长得漂亮的女人会不由自主产生怨恨，内心非常排斥，很久以后才渐渐释怀
“后来的寻子路上，遇到会给我水喝、帮我修车的好心人，其中不乏有好看的女性，慢慢的我才释然。”郭刚堂坦承儿子被拐给他带去巨大的心灵创伤。
藏着儿时记忆的徒骇河，曾经是郭刚堂疗愈心灵的地方。没找到孩子时，他经常带包方便面和火腿肠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。有年在连云港，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他下到海里一直往里面游，就觉得在水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用想了，不如一了百了。后来还是寻子的执念令他上岸。“人啊，七灾八难也有，只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受不了的罪。”
如今孩子找到了，郭刚堂再经过儿子被抱走的地方，提到那个女人，已经可以坦然谈论。
李太屯村知根知底的村民会感慨，假如不是丢孩子，郭家的第四子郭刚堂的人生，可能是另一番景象。
青年时期的郭刚堂不仅一表人才，又脑袋灵活，喜欢打篮球、读书尤其是唱歌。“齐秦、郭峰、刘欢、费翔等歌手，当年也是‘骚动’着我们的青春啊。”郭刚堂自己也开玩笑道：“假如不是找孩子，可能我比‘大衣哥’朱之文还要早出名。”
可是人生没有假如，过往的艰辛无法抹去。
在路上的见证物
郭刚堂家里地下室的物品，见证了他的艰辛岁月。
杂乱无章的地下室，一辆落满灰尘的摩托车最为显眼，那是他骑坏的第十辆车子。当年为了方便寻子，尤其是省钱，他利用亲友赠送的二手摩托车，开始奔波在路上。曾经最远的一次连着骑了几百公里。
那个时候，一辆二手摩托车几百块钱，发小、亲戚慷慨送给郭刚堂，让他想骑哪辆就骑哪辆。摩托车上他还会固定一面旗，上面印着孩子的信息，寻子的经历，以及儿子稚嫩的头像。旗帜外展度差不多是一米二。有时侧风吹着，外展度接近两米多，很危险，有次差点被一辆同向的拉木料的车子挂到倒，于是他就慢慢琢磨改造。
地下室现在还保存着一个四四方方的黑色大包。郭刚堂称，这个包曾经多次救过他的命。 因为骑车路况不好时容易摔倒，他会把包挂在胸前，正好可以护着前胸，摔倒时帮忙缓冲一下。包里装着寻人启事等各种资料，他小心翼翼的护着。后来，电影《失孤》拍摄时，剧组专门找了一模一样的包当道具。
地下室里还有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，都是郭刚堂从新疆背回来的，他觉得这些石头有灵性，可以带来好运，能早点让孩子回归。
骑行在路上，郭刚堂靠出售挂件、葫芦工艺品赚钱维持生计。一个挂件卖三五块，够路上吃喝就行。没有卖出去的物品，至今还在地下室收着。
24年后的今天，再次一一翻起这些物件，过往的岁月也浮上郭刚堂的心头。“如今再做溜冰场已经是不可能了。但是我老郭通过自己的双手赚点钱，养家糊口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因为我还有时间，想靠自己的手去做想做的事。”
一些印制的公开信，郭刚堂也收藏着。孩子丢的第十几个年头时，他再次出发在路上，会展示给孩子写的公开信。这些公开信言辞恳切，字里行间透着对孩子的思念、愧疚，以及期盼孩子得到善待。
为什么写公开信?
“所有丢孩子的家长都活在愧疚自责里。一直找不到孩子，我们可以说是祈求的心态，希望孩子得到善待。这不只是我，也是全天下所有丢孩子的父母的想法。”郭刚堂深知一个家庭丢了孩子带来的痛苦，会倾家荡产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找。
“人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亲情，任何人没有权利让它永远天各一方，而且老死不相往来。我们这些丢孩子的家长只希望那些人换位思考一下，假如你们的亲生孩子遭遇这些，会怎么想、怎么做?”郭刚堂称这也是他当时写公开信的原因，也是无奈之举。
“我们有更大的奢望吗?没有，就是祈求孩子平安。找到了以后，逢年过节能回来吃个团圆饭，照张全家福，平时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打个电话。希望大家知道这些找孩子的家长，到底心里在想什么。”郭刚堂认真说道。
遇到的“贵人”
有个成语叫绝处逢生。寻子24年，郭刚堂深有体会，他有过绝望，而那些不断带给他温暖和希望的人，称之为生命中的“贵人”并不为过。
郭刚堂记得电影《失孤》导演、编剧彭三源。
两人相见时，他刚丢孩子不久，身心憔悴，往人前一站，简直没有人样。每说一句话，他都会大喘气。
彭三源是学心理学的。她看到郭刚堂家里的窗户是用捡来的旧玻璃自己封的，就跟他说，兄弟，今年过年，把咱们家的窗户修一修，把缝隙填上。该过年了，买鞭炮、贴窗花，好好过个年。
她还提议郭刚堂，每天早中晚，努力对着镜子笑笑。他照做了，不管一开始笑容如何难看、勉强。
若干年后的今天，这些细节还在郭刚堂的记忆里鲜活如昨。“丢了孩子的人能有多坚强?那都是扯。所以能有人去帮一把真的很难得。”
郭刚堂感谢遇到了彭三源和电影《失孤》。他的原型被塑造成一位寻子父亲雷泽宽，演员是刘德华。
片子上映后，郭刚堂曾通过节目和刘德华有过一次连线。刘德华表示，听郭刚堂的故事很多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聊一下，“听到你们的故事，真的很想通过我们的表达，带给你们一些温暖。”而电话这端的郭刚堂不停致谢，“谢谢您能接这部片子，把我的遭遇展现出来，为我们这个群体(发声)。”
电影上映多年后的今天，郭刚堂真的找到了儿子，很多网友跑到刘德华的社交平台下传递喜讯，刘德华也专门录制视频送祝福，“这二十多年的坚持，终于没有被辜负。郭大哥，真替你高兴 !愿天下再也没有离散的家庭 。”
郭刚堂透露，他没有向《失孤》剧组提过任何要求，满心感激能有人关注这个群体。当年寻子走投无路时，他甚至异想天开，想找最火的小品演员能创作这样的题材，挖空心思想得到曝光，帮助自己和整个群体找孩子。“后来没想到刘德华先生会出演电影，他的号召力多强大啊。”
郭刚堂还非常敬重媒体人鲁豫，一直尊称她为“姐”。24年后找到儿子的消息，他也第一时间告诉了鲁豫，“姐，我不用再满世界找了!”
郭刚曾经多次做客鲁豫的节目。他记得，有次节目结束后，鲁豫让助理递给自己一个黑皮的档案袋。“厚厚的，我一摸就知道是钱。”郭刚堂当时拒绝了，说只要多做几期关于他们这个群体的节目，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。
时隔多年，鲁豫也公开发文回忆了这点，“他非但没要我的钱，反倒是送给我一个他自己雕刻的葫芦，那些葫芦是郭刚堂在寻子路上卖的，用来贴补一些盘缠。我当下有点儿不好意思，但又打心底里尊敬这个人——他当然需要钱，他的记账本上写满了向亲朋好友借款的记录，每一笔都记得仔仔细细。但他一点儿也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卖惨，从始至终都保持着体面。”
郭刚堂对民警的感激更是难以言喻。“我一个人找了24年，最终不是自己找到的，是国家，是公安机关帮我找到了孩子。”
他介绍找到儿子小六没有被披露的幕后。“民警特别速度，接到线索迅速排兵布阵，用了9天时间，摸清一切。”郭刚堂回忆，当时正值炎夏，出外勤的民警衣服湿了干、干了湿，没有洗澡、洗衣。“事后有个民警跟我说，郭哥你不知道啊，我那个衣服都是臭的。”
让郭刚堂感慨的还有一点，“民警出发办案前，领导问，这次去的有多少是当了爸爸妈妈的?咱们这次不仅仅是警察的身份，更多的是父母的身份。”
梳理整个认亲过程，郭刚堂非常感激职能部门对自己儿子的保护。“从上到下，最大程度的尊重、保护当事人。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。我找了24年，他们也一直没有放弃这个事情。”
“老郭吗?我的牛丢了”
郭刚堂今年51岁了，他身形矫健，精力充沛，跟谁都能侃侃而谈。无论多么困倦，他都会不疾不徐，输出观点条理清晰。
孩子回归后，他觉得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，“壮得像头骆驼”，浑身充满干劲。寻子路上得到诸多帮助，郭刚堂也一直在努力反馈社会，比如眼下正专注做一款寻亲软件，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向社会。
做这个是有原因的。
外地有位大叔，孩子丢了，想找郭刚堂帮忙，电视播出郭刚堂的节目时会公开电话，他一遍遍记不住，就去找人帮忙。“他给了别人五块钱，让帮忙记下我的号码。”这件事让郭刚堂很受触动，他开始琢磨如何帮助一些偏远地方的人。
还有一点，自己找到了孩子，但是还有很多家长还在苦寻。于是，继创办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之后，郭刚堂找人做了一款“天涯寻亲”的软件，目前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，主旨是用科技把爱带回家，分为“AI寻亲”和“寻亲登记”两块内容，更好的利用科技的力量去帮助大家。
郭刚堂说，这款软件接入的是百度AI里的寻亲功能，他会对比库存中照片的相似点进行寻亲、寻人。百度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是比较成熟的，这样就算是小孩子幼年走失，20年甚至30年过去了，孩子五官变化很大的情况下，通过科技的帮助，仍然有可能找回来。
“我50多岁了，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，才是对帮助我的人，一个回馈。”郭刚堂称。
日常生活中，郭刚堂随时随地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别人。
他有两个微信号，好友加起来得有七八千人，每天打开手机，就会涌入无数条信息、语音电话。而他在各个平台的账号，私信、评论也多到看不过来。
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，更是不计其数，可以说，郭刚堂通过接听电话就学会了不少方言。电话五花八门，除了寻亲的家长和孩子，连丢牛丢马丢三轮车的得抑郁症的人也会找过来。
有次，一个某地村里的男人打来电话，听声音就喝多了。“你是老郭吗?”男人开门见山，“想找你帮个忙。”
郭刚堂问具体什么事，男人一句话让他哭笑不得，“我牛丢了，知道牛在哪里。”
牛丢了知道在哪里就去找啊，再说这里负责找人。郭刚堂解释过，对方不依，坚持讨要解决办法。郭刚堂就想，一头牛对于某些家庭来讲确实是不小的财产，再则对方喝多了，不能较真，就给他出招带着礼物带着村干部，到对方家里去协调。
第二天，男人又喝多了之后打来电话，称“老郭你这办法真好，牛要回来了，但是我想治他!”郭刚堂劝解他，两条腿的人到处跑，四条腿的牛跑的更快。万一真是跑丢的，怎么办?你给他交心，若是偷的不让他再干这个事!
又过了一两个月，男人又打来电话，说和对方成了朋友，俩人臭味相投，隔三差五会喝一次。
这件事让郭刚堂也挺受触动，自己的劝解说不定化解了一个巨大的隐患，值得坚持。尤其是那些有轻生念头的人，反正经过他的开导决定好好活着。
有些电话则很离谱。
有个40多岁的男子称，自己抱养的孩子疑似郭刚堂的小六，说的有鼻子有眼，郭刚堂信以为真，决定找当地的一位警官去了解一下，反馈过来的信息是，对方表示自己很小失去父亲，只是想通过联系郭刚堂感受父爱。
还有个男子，总是三更半夜打电话给郭刚堂，有几次，郭刚堂睡着了没有接。男子发来多条辱骂的语音，还拿孩子说事，当时小六还没有被找到，句句狠狠地朝郭刚堂心窝里扎。但是，他没有骂回去，只是解释了一句为何没有及时接听电话，至今没有删除对方。
“我觉得我活下来都是奇迹。(辱骂电话)这是轻的，对我来说都是小儿科了。”郭刚堂一路下来，认识到“万事万物都是双刃剑”，当信息扩散最大化，压力也随之而来。
他的电话成了心理热线、情绪垃圾场。
有一阵子，郭刚堂也感到无法承受。大概小半年，他把自己封闭起来，哪怕父母问他吃饭了吗?他也只会答“吃了”或“.没吃”，多一个字都不想说。“我就是一个老百姓，一天三顿饭，我有多大的驾驭和抗压能力?”后来他又反思，觉得在这个浮躁的社会，大家愿意把心里话掏给自己，就是出于信任。为了这份信任，他不愿意辜负。
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的工作内容也在做调整。原来基本上偏重于寻亲寻家，现在处理的层面更广泛。
有天晚上十点多，有位妈妈打电话紧急求助，称13岁的女儿和家里怄气，上了一台出租车走了。郭刚堂赶紧把信息发到出租车群里，过了几分钟，有位司机打电话告知孩子就在他车上。从求助到送回孩子，整个过程用了17分钟。
“是协会厉害吗?是我厉害吗?不是。这说明我们可以利用很多资源，去帮助解决社会问题。”郭刚堂称这些实实在在的事，也激励着他继续做下去。
给孩子们看孩子
和郭刚堂聊天，除了为了保护儿子小六不愿意透露太多隐私，他愿意敞亮的剖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在他心底，一直对父母、妻儿感到愧疚。所以，未来他一心想给予家人更多的陪伴。
今年是认亲以后的第一个中秋节。郭刚堂对于家、团圆，有着别样的体会。
他谈到父母。前几天母亲住院，他第一次给母亲洗脚，无意中发现母亲的右脚无名指有些异样，才明白母亲为何一直骑三轮车，平时连一百米的路都走不了。
“给母亲洗脚时我就在想，这些年我为父母亲，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什么，父母亲都八十多岁了，我自己也五十多岁了，还能给他们带来什么?”郭刚堂语气低沉，“我都不知道母亲的脚是这样的，这是我亲娘。我是不是仅仅是在口头上回归家庭?”
关于妻子，他也有内疚。妻子跟了自己这么多年，里里外外操持，至今家里靠她给别人看孩子每个月挣三千元左右的工资生活，而自己常年在外奔波，至今欠有外债。
“女人跟你图什么?也想坐好车，也想逢年过节一家人和和睦睦。但是她没有。任何一个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她把孩子从几斤养到几十斤，丢了，其实 她这些年比我更痛苦。”郭刚堂在反思自己。他决定从学习做饭做起，好好待妻子。
至于儿子小六，目前还在河南。中秋节怎么过，两家人会不会聚聚?郭刚堂态度是顺其自然。“这是当妈妈想的事情。所有找到孩子的家庭都要尊重孩子的选择，各种状况不一，不管血脉亲情如何愈合，如何融入，要尊重孩子的想法。”
不管中秋节会不会团圆，但是有一点，郭刚堂可以痛痛快快吃顿饭了。以前逢年过节，一家人吃饭，总会给小六留个位置，放上碗筷，表示孩子暂时不在家，早晚会回来。
而今年中秋，可以不用这样做了。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郭刚堂想的更多的是那些没有团圆的家庭，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努力一把，让更多的孩子回归家庭，在下一个八月十五团圆。
奔波半生，已知天命。他总结自己的前半生——我，郭刚堂，这辈子没有成为富翁，也没有开上豪车，却成了一个找孩子专业户，也足够了。
以后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?
“等他们(儿子)都有了老婆孩子之后，给他们看孩子呗。”郭刚堂哈哈大笑。
“有人愿意看我的故事吗?”
寻子24年的故事，郭刚堂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
他的白头发更多了，一笑眼睛都是褶皱，会被年轻的孩子称为“郭叔”。但是，不知是不是儿子小六回来的缘故，压在心底大石头终于被踢走了，他的心态反而更年轻。
他也有很多未完成的心愿，比如，写一本书，把自己的经历、家族的事情放到时代背景里去记录。
从哪开始呢?1997年是个过不去的坎儿。
1997年，香港回归，大街小巷是《东方之珠》的旋律，“小河弯弯向东流，流到香江去看一看……”是《相亲相爱》的旋律，“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，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……”
而1997年的郭刚堂，是聊城李太屯村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。年轻、敢拼、能闯，他置办了一辆拖拉机跑运输，与相亲认识的妻子已结婚三年，儿子小六两岁多。他爱唱歌，经常哼着小曲儿进出家门，婚后最有成就感的时刻，就是把跑运输挣来的工资一笔笔交给妻子。
他脑袋灵活，爱琢磨，很快有了五万块的存款，就盘算着在徒骇河附近办一个大型溜冰场——那是很多70、80年代生人挥洒青春激情的地方。水泥地圈起来，五彩斑斓的小灯泡亮起来，震耳欲聋的音乐响起来，绝了!他这样设想着，花了三千多元找人做了效果图，开始跑手续。
幸福的小日子刚刚开始，但是，一切在1997年9月21日下午6时戛然而止，小六被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拐走了。
记不清哪一年，他到河南寻亲，饿了，随便在一家面馆要了碗烩面。饭馆陈设简陋，油乎乎的桌子，一条粗板凳，桌上摊着一份报纸。等面上来的间隙，他展开报纸看，读到一篇独臂人的文章。故事是说，有一个独臂人去一位大姐家里乞讨，大姐让他帮忙把照壁前的一块石头搬到午后，他看看自己缺失的右臂，觉得大姐在歧视他。
大姐把自己的右臂放在身后，用左手托起石头搬运了石头。又给他端来一碗水，拿来毛巾擦擦汗，并且给他十块钱。谁知独臂人喝了水、擦了汗，拒绝收钱。
若干年后，独臂人发迹了，又来到大姐家表示感谢，这次轮到大姐拒绝了，称自己不需要帮忙，让他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
看了这个故事，郭刚堂突然觉得很受触动——独臂人的胳膊没了，我是孩子丢了，但是我有爱人啊，我能跟别人絮叨难过，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办?想到这里，他一路疾驰回家，跟爱人交心畅谈。
“所有的遇见的都是注定的，而且所有的遇见也都是应该的，关键是怎么看待所有的遇见。”带着这样的感悟，他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。
郭刚堂享受笔与纸张摩擦共振的声音，听起来很有感觉，所以书稿全是手写。一开始，他用第一人称写了三万多字，写不下去了，因为控制不住情绪，眼泪“啪啪啪”往纸上掉。
放了两三天，他又换成第三人称去写，大约写了七八万字又写不下去了，觉得内心还是过不了这个坎，又搁置到那了。太多的场景，让他难受到写不下去。
写作走入困境，郭刚堂就翻看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，看路遥先生如何书写小人物的命运。还有人给他推荐余华先生的《活着》。这两本书，让他从中读到了苦难中向上的力量，备受鼓舞——能不能让那些还在情绪化里的人，遭受意外和不幸的那些人，从我的文字里找到一点点对自己有益的东西?
所以，他卯足了劲儿继续写，笔触越来越顺滑，真情实感自然流淌倾泻，甚至可以当众张口背诵下来，一字不差。
他这样写记忆里的幸福日子：
“我1993年结婚，1994年开始盘算着如何把日子过好，买了台拖拉机准备搞运输。1995年有了孩子，给他取名郭振，小名小六，寓意孩子的出生让我们家族振兴，日子和顺。孩子会走路以后，一听到拖拉机的声音，就会跑到大门口等我，看到我就会张开小胳膊一边跑一边喊，“爸爸抱!”我呢就会蹲下去抱住他，他趴在我肩上，左边亲一下，右边亲一下，我就满足地把他高高举起来，转两圈，再轻轻的把孩子放下，然后牵着孩子的手走进院子，房前屋后，都是孩子的笑声。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。”
他这样写寻亲路上的经历：
“有一次在大别山，风和雨都特别大，摩托车没有办法骑，只能推着走。突然刮来一阵风，把我和摩托车推向悬崖的左侧，应该是出于本能吧，在临近悬崖的一刹那，我急急的把摩托车推倒，双手死死抱住路边的防护柱，脸磕在柱子上，看着雪和雨水顺着石柱往下淌。左腿磕在崖边上，左膝盖钻心的痛，一阵接着一阵，雨像从衣领里灌下来，顺着前胸往下淌。望着山下黑漆漆雾腾腾的，那一刻我真的想松手，我这一松手，一切都没有了，所有的苦痛都没了。我想问，为什么丢孩子的是我，为什么我找不到，为什么我找一个不是，找一个不是，我想问天想问地，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找到我的儿子。”
“那个印着儿子头像的旗，歪倒在地上，风一吹，旗帜啪啪作响，头像上的小郭振就像是歪着头在跟我说，‘爸爸，小六不是一直在陪着你吗?’当时我就想，如果我死了，谁帮我去找儿子?于是就爬起来，扶起了摩托车，扶正旗帜，推着车，我一瘸一拐的走。只有活着，才能有可能找到我的儿子，只有活着，我才是一个父亲。”
一字一句背下来这两段文字，郭刚堂认真发问：“我这样写可以吗?有人愿意看我的故事吗?”
认亲俩月以后
向来是妻子专属地盘的厨房，最近被郭刚堂抢了。结婚几十年很少下厨的他，开始学习炒菜、熬汤、下面条、煮饺子。
早上，郭刚堂晨练归来，钻进厨房给家人准备早饭。操作台就在窗台下，能看到外面的景色，听到楼下传来的汽车喇叭声。他把土豆切片、切丝，时不时转头看看在燃气灶上“呲呲”作响的高压锅。
他精打细算，不在街上吃早饭，一般是自己熬的小米粥和馒头，配点萝卜条，成本也就一块多钱，日子清贫而富足。每隔几天，他会跑离家较远的菜市场，带回足够吃一周的菜，比家门口买的便宜很多。琢磨做饭，成了他现在的日常。
“我原来大男子主义，觉得下厨是女人的事情，现在开始学做饭，好好疼媳妇。”郭刚堂笑道。
这是和孩子认亲以后的第一个中秋节。别看郭刚堂在外人面前笑容多了，偶尔还会开开玩笑，实际上心情觉得有点低落——孩子找到了，但是老母亲和妻子相继生病住院，尤其是老母亲做了手术才出院，让他无比挂心。
郭刚堂的父母亲住在同一个小区不同楼栋的一楼。他最近更是频繁探望。八十多岁的父亲闲不住，业余养蜂，喜欢喝茶，他就经常掂着茶壶去陪父亲唠嗑，当然不忘问问母亲吃药了没、身体恢复如何。
而郭刚堂创办的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，就在小区里的社区党群活动中心一楼办公，工作起来也方便。
这便是郭刚堂自儿子认亲以来的现状。他称：“我最大的奢侈是有了晚上关机的自由。”
一切似乎平常，又透着不寻常。
至今，他的潜意识里还是觉得不敢相信被拐24年的儿子回归的事实。夜晚陷入深度睡眠以后，脑海里还是寻子的场景。梦里，他会对比不同孩子的信息，鼻子、眼睛，这个像自己的小六，那个似乎更像，不停在揣摩。
有时候，熟悉的人恭喜他找到了儿子，他的第一反应会是愣一下。“这些年，排除一个不是，排除一个又不是，找孩子这件事在我心里根深蒂固，所以至今不敢相信。很奇妙的情绪。”
儿子郭振，郭刚堂更愿意称呼他的小名小六。今年7月，在民警的帮助下，郭刚堂父子认亲。出生在山东聊城的小六，被拐时年仅2岁多，如今24年过去了，他已参加工作，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。按照相关规定，被拐儿童成年后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力，小六选择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养父母家，在河南工作生活。
郭刚堂尊重儿子的选择。
在他看来，被拐孩子是整个事件中最无辜的人，因为他们只能被动接受自己的命运。“我们所有找到孩子的家庭，都应该去尊重孩子的选择。我希望大家不干扰、不打扰，让他们在时间里治愈内心，从容生活。”
小六认亲以来，平时和亲生母亲沟通比较多，而郭刚堂父子俩聊的虽然不多，但相处自然。
前一阵，河南出现暴雨，郭刚堂痛快地拿出六千元，捐给聊城几个去河南的救援队。他给儿子发信息，“这段时间河南的雨比较大，尽量不要去低洼的地方，多注意安全。”小六会回复，“爸，我会注意的。”
找到儿子，郭刚堂最欣慰的是孩子健康。真正找到孩子以后他才觉得，对于孩子没有大的奢望，只要孩子好好的就行。
“在我们彼此情感加分的状态里，一切向前良性发展，没有必要急迫，也不需要介入过多。”郭刚堂对父子俩的相处一语带过。
迟到24年的重逢
今年7月，郭刚堂父子失散24年后在聊城认亲。
抱住儿子的瞬间，郭刚堂的右手一直搭在儿子肩膀上，左手掩面一直没有放下过。
他的身子因低声抽泣而微微抖动。被他抱在怀里的儿子，穿绿色T恤，看起来很结实，个头似乎比郭刚堂还要高一些。
一位头发花白的亲人走过来，递给郭刚堂纸巾，他不接，索性把头深深埋进儿子的肩膀里，极力掩饰自己当众哭泣的情绪，还是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认亲前，他一直觉得自己不会哭，“我见了这么多次团圆，我郭刚堂能哭?”但是，当血脉亲情在被人为无情割裂24年后重新缔结，各种复杂情绪瞬间交织在一起，谁都无法控制。
郭刚堂记得，当自己哭到全身颤抖时，儿子小六主动用胳膊揽了自己一把。那一刻，他惊觉记忆里儿子胖乎乎的小胳膊已变得刚劲有力，过去的经历也恍然如梦。
早在6月，郭刚堂接到一位关键人物的电话，对方上来就问他，郭哥，这些年你帮助多少孩子回归家庭、这些年找的疑似郭振的孩子又有多少?他的第一反应是反问：“我孩子在哪里?!”对方反复表示一切尚在核实当中，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直觉，小六找到了!
后来，郭刚堂接到警方的正式通知，孩子找到了。他第一时间回家告诉了妻子。
那天是上午，妻子躺在沙发上，闻言后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反复念叨“可找到了”，那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，完全控制不住自己，当时甚至让郭刚堂感到害怕——孩子找到了，妻子别在精神方面出了问题。
认亲前，郭刚堂和家人专门去了趟市场，计划购买1000斤糖果，散发给亲友四邻，不过因为消息传开后太过于轰动，小区成了打卡地，街坊四邻也受到影响，于是发糖果的计划搁浅。
他还给儿子准备了大红包，告诉商户，要能装一万块钱的红包。
他把信息告知了自己一直敬重的媒体人鲁豫。“姐，我不用再满世界找了!上苍眷顾，孩子也算接受了高等教育，本科毕业。以后啊，就可以过过该过的日子了，这个家终于是个家了!其实老天对我真的不薄，虽然难了一点。”
认亲前后，除了接受鲁豫的采访，郭刚堂刻意躲避几乎所有媒体，电话、短信、微信均不接，后来实在是因为公众关注度太高了，他索性通过百度等个人平台发声：“孩子找到了，我也想尽快回归生活，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支持和理解，尤其是我家小郭振，希望大家不要去打扰他。”
接连几条视频发声，他反复表达一个意思，希望大家给予空间，让一家人慢慢去磨合适应，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孩子的隐私。“我呢，当时更多的感受不是自己找到孩子，而是好几千个家庭找到孩子以后面临的问题，希望各个层面能给予他们理性引导。”
在谈到如何处理孩子与养父母的关系时，郭刚堂称就当多了一门亲戚，这个说法也引发了一定的质疑。
时隔俩月，郭刚堂正面回应此事，“所有被找回来的孩子是最无辜的，他们是第一受害人，我们应该给予包容、理解，以及专业理性的引导。假如不是真的了解那个年代，不妨站在情理上去思考一些问题。”
那个女人抱走了“小六”
郭刚堂生活的源头在山东聊城一个叫李太屯的村子。原来村子周边全是田地，家门口一条徒骇河，这里留下他下河摸鱼戏水的童年时光。
他听父母说，徒骇河最初用于浇地、排涝，如今24年过去了，当年居住的小村庄早已拆迁改造成现代化的生活社区，那条徒骇河也被修建成景观河，绿柳低垂，花草掩映，河水缓缓流淌，成了附近居民消遣游玩的最佳去处。
几乎每天凌晨五六点，郭刚堂都会起来绕着河岸走一圈，无论刮风下雨。
深秋9月，风平浪静，天气好的不像话，他一身运动装扮，将耳机调到音乐或诗词，系好鞋带，大踏步朝河边出发。
他甩开臂膀撩开双腿闷着头往前走，一遛烟消失在视野里。比他小二十岁的记者被远远甩在后面，气喘吁吁的一路小跑追上去，“郭老师，您走路好快!”“快吗?不快啊。”他惊讶道。
在李太屯村生活了51年，郭刚堂出门抬头就是熟人。沿途，不停有人和他打招呼。途中偶遇几个穿得花红柳绿的年轻人，其中一人背着大音响，和同伴走过去老远又拐回来，非要和“郭叔”合个影。
快到徒骇河的十字路口，等红绿灯的间隙，郭刚堂指着不远处，“就是那里，当年那个女人抱走了小六，顺着这条路走了。”那时候还没有监控，一切线索靠走访村民所得。
郭刚堂对那个拐走自己骨肉的女人感受太复杂!直至今日，他也会笑侃，“好看的东西谁都想看，但是不包括女人啊。”
大家闻言都笑了，郭刚堂却敛起笑容解释，“因为偷我孩子的那个女人可谓是中上等外貌。”
1997年，郭刚堂意气风发，顺风顺水的当口，儿子被一个女人拐走了。
24年后的今天，警方查明，1997年，呼某、唐某两人相识并恋爱，9月一起在山东旅游期间为图财预谋拐卖一男孩。9月21日，两人窜至山东聊城，呼某在汽车站附近等候，唐某外出寻找作案目标，将在家门口独自玩耍的郭新振抱走，随后与呼某一起乘长途车返回河南，由呼某将郭新振贩卖。
孩子刚丢时，短短两个月，郭刚堂的体重从150多斤降到110斤，当年才20多岁的他开始有白头发，憔悴的不成人样。
他的心理也出现问题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看到长得漂亮的女人会不由自主产生怨恨，内心非常排斥，很久以后才渐渐释怀
“后来的寻子路上，遇到会给我水喝、帮我修车的好心人，其中不乏有好看的女性，慢慢的我才释然。”郭刚堂坦承儿子被拐给他带去巨大的心灵创伤。
藏着儿时记忆的徒骇河，曾经是郭刚堂疗愈心灵的地方。没找到孩子时，他经常带包方便面和火腿肠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。有年在连云港，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他下到海里一直往里面游，就觉得在水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用想了，不如一了百了。后来还是寻子的执念令他上岸。“人啊，七灾八难也有，只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受不了的罪。”
如今孩子找到了，郭刚堂再经过儿子被抱走的地方，提到那个女人，已经可以坦然谈论。
李太屯村知根知底的村民会感慨，假如不是丢孩子，郭家的第四子郭刚堂的人生，可能是另一番景象。
青年时期的郭刚堂不仅一表人才，又脑袋灵活，喜欢打篮球、读书尤其是唱歌。“齐秦、郭峰、刘欢、费翔等歌手，当年也是‘骚动’着我们的青春啊。”郭刚堂自己也开玩笑道：“假如不是找孩子，可能我比‘大衣哥’朱之文还要早出名。”
可是人生没有假如，过往的艰辛无法抹去。
在路上的见证物
郭刚堂家里地下室的物品，见证了他的艰辛岁月。
杂乱无章的地下室，一辆落满灰尘的摩托车最为显眼，那是他骑坏的第十辆车子。当年为了方便寻子，尤其是省钱，他利用亲友赠送的二手摩托车，开始奔波在路上。曾经最远的一次连着骑了几百公里。
那个时候，一辆二手摩托车几百块钱，发小、亲戚慷慨送给郭刚堂，让他想骑哪辆就骑哪辆。摩托车上他还会固定一面旗，上面印着孩子的信息，寻子的经历，以及儿子稚嫩的头像。旗帜外展度差不多是一米二。有时侧风吹着，外展度接近两米多，很危险，有次差点被一辆同向的拉木料的车子挂到倒，于是他就慢慢琢磨改造。
地下室现在还保存着一个四四方方的黑色大包。郭刚堂称，这个包曾经多次救过他的命。 因为骑车路况不好时容易摔倒，他会把包挂在胸前，正好可以护着前胸，摔倒时帮忙缓冲一下。包里装着寻人启事等各种资料，他小心翼翼的护着。后来，电影《失孤》拍摄时，剧组专门找了一模一样的包当道具。
地下室里还有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，都是郭刚堂从新疆背回来的，他觉得这些石头有灵性，可以带来好运，能早点让孩子回归。
骑行在路上，郭刚堂靠出售挂件、葫芦工艺品赚钱维持生计。一个挂件卖三五块，够路上吃喝就行。没有卖出去的物品，至今还在地下室收着。
24年后的今天，再次一一翻起这些物件，过往的岁月也浮上郭刚堂的心头。“如今再做溜冰场已经是不可能了。但是我老郭通过自己的双手赚点钱，养家糊口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因为我还有时间，想靠自己的手去做想做的事。”
一些印制的公开信，郭刚堂也收藏着。孩子丢的第十几个年头时，他再次出发在路上，会展示给孩子写的公开信。这些公开信言辞恳切，字里行间透着对孩子的思念、愧疚，以及期盼孩子得到善待。
为什么写公开信?
“所有丢孩子的家长都活在愧疚自责里。一直找不到孩子，我们可以说是祈求的心态，希望孩子得到善待。这不只是我，也是全天下所有丢孩子的父母的想法。”郭刚堂深知一个家庭丢了孩子带来的痛苦，会倾家荡产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找。
“人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亲情，任何人没有权利让它永远天各一方，而且老死不相往来。我们这些丢孩子的家长只希望那些人换位思考一下，假如你们的亲生孩子遭遇这些，会怎么想、怎么做?”郭刚堂称这也是他当时写公开信的原因，也是无奈之举。
“我们有更大的奢望吗?没有，就是祈求孩子平安。找到了以后，逢年过节能回来吃个团圆饭，照张全家福，平时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打个电话。希望大家知道这些找孩子的家长，到底心里在想什么。”郭刚堂认真说道。
遇到的“贵人”
有个成语叫绝处逢生。寻子24年，郭刚堂深有体会，他有过绝望，而那些不断带给他温暖和希望的人，称之为生命中的“贵人”并不为过。
郭刚堂记得电影《失孤》导演、编剧彭三源。
两人相见时，他刚丢孩子不久，身心憔悴，往人前一站，简直没有人样。每说一句话，他都会大喘气。
彭三源是学心理学的。她看到郭刚堂家里的窗户是用捡来的旧玻璃自己封的，就跟他说，兄弟，今年过年，把咱们家的窗户修一修，把缝隙填上。该过年了，买鞭炮、贴窗花，好好过个年。
她还提议郭刚堂，每天早中晚，努力对着镜子笑笑。他照做了，不管一开始笑容如何难看、勉强。
若干年后的今天，这些细节还在郭刚堂的记忆里鲜活如昨。“丢了孩子的人能有多坚强?那都是扯。所以能有人去帮一把真的很难得。”
郭刚堂感谢遇到了彭三源和电影《失孤》。他的原型被塑造成一位寻子父亲雷泽宽，演员是刘德华。
片子上映后，郭刚堂曾通过节目和刘德华有过一次连线。刘德华表示，听郭刚堂的故事很多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聊一下，“听到你们的故事，真的很想通过我们的表达，带给你们一些温暖。”而电话这端的郭刚堂不停致谢，“谢谢您能接这部片子，把我的遭遇展现出来，为我们这个群体(发声)。”
电影上映多年后的今天，郭刚堂真的找到了儿子，很多网友跑到刘德华的社交平台下传递喜讯，刘德华也专门录制视频送祝福，“这二十多年的坚持，终于没有被辜负。郭大哥，真替你高兴 !愿天下再也没有离散的家庭 。”
郭刚堂透露，他没有向《失孤》剧组提过任何要求，满心感激能有人关注这个群体。当年寻子走投无路时，他甚至异想天开，想找最火的小品演员能创作这样的题材，挖空心思想得到曝光，帮助自己和整个群体找孩子。“后来没想到刘德华先生会出演电影，他的号召力多强大啊。”
郭刚堂还非常敬重媒体人鲁豫，一直尊称她为“姐”。24年后找到儿子的消息，他也第一时间告诉了鲁豫，“姐，我不用再满世界找了!”
郭刚曾经多次做客鲁豫的节目。他记得，有次节目结束后，鲁豫让助理递给自己一个黑皮的档案袋。“厚厚的，我一摸就知道是钱。”郭刚堂当时拒绝了，说只要多做几期关于他们这个群体的节目，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。
时隔多年，鲁豫也公开发文回忆了这点，“他非但没要我的钱，反倒是送给我一个他自己雕刻的葫芦，那些葫芦是郭刚堂在寻子路上卖的，用来贴补一些盘缠。我当下有点儿不好意思，但又打心底里尊敬这个人——他当然需要钱，他的记账本上写满了向亲朋好友借款的记录，每一笔都记得仔仔细细。但他一点儿也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卖惨，从始至终都保持着体面。”
郭刚堂对民警的感激更是难以言喻。“我一个人找了24年，最终不是自己找到的，是国家，是公安机关帮我找到了孩子。”
他介绍找到儿子小六没有被披露的幕后。“民警特别速度，接到线索迅速排兵布阵，用了9天时间，摸清一切。”郭刚堂回忆，当时正值炎夏，出外勤的民警衣服湿了干、干了湿，没有洗澡、洗衣。“事后有个民警跟我说，郭哥你不知道啊，我那个衣服都是臭的。”
让郭刚堂感慨的还有一点，“民警出发办案前，领导问，这次去的有多少是当了爸爸妈妈的?咱们这次不仅仅是警察的身份，更多的是父母的身份。”
梳理整个认亲过程，郭刚堂非常感激职能部门对自己儿子的保护。“从上到下，最大程度的尊重、保护当事人。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。我找了24年，他们也一直没有放弃这个事情。”
“老郭吗?我的牛丢了”
郭刚堂今年51岁了，他身形矫健，精力充沛，跟谁都能侃侃而谈。无论多么困倦，他都会不疾不徐，输出观点条理清晰。
孩子回归后，他觉得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，“壮得像头骆驼”，浑身充满干劲。寻子路上得到诸多帮助，郭刚堂也一直在努力反馈社会，比如眼下正专注做一款寻亲软件，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向社会。
做这个是有原因的。
外地有位大叔，孩子丢了，想找郭刚堂帮忙，电视播出郭刚堂的节目时会公开电话，他一遍遍记不住，就去找人帮忙。“他给了别人五块钱，让帮忙记下我的号码。”这件事让郭刚堂很受触动，他开始琢磨如何帮助一些偏远地方的人。
还有一点，自己找到了孩子，但是还有很多家长还在苦寻。于是，继创办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之后，郭刚堂找人做了一款“天涯寻亲”的软件，目前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，主旨是用科技把爱带回家，分为“AI寻亲”和“寻亲登记”两块内容，更好的利用科技的力量去帮助大家。
郭刚堂说，这款软件接入的是百度AI里的寻亲功能，他会对比库存中照片的相似点进行寻亲、寻人。百度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是比较成熟的，这样就算是小孩子幼年走失，20年甚至30年过去了，孩子五官变化很大的情况下，通过科技的帮助，仍然有可能找回来。
“我50多岁了，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，才是对帮助我的人，一个回馈。”郭刚堂称。
日常生活中，郭刚堂随时随地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别人。
他有两个微信号，好友加起来得有七八千人，每天打开手机，就会涌入无数条信息、语音电话。而他在各个平台的账号，私信、评论也多到看不过来。
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，更是不计其数，可以说，郭刚堂通过接听电话就学会了不少方言。电话五花八门，除了寻亲的家长和孩子，连丢牛丢马丢三轮车的得抑郁症的人也会找过来。
有次，一个某地村里的男人打来电话，听声音就喝多了。“你是老郭吗?”男人开门见山，“想找你帮个忙。”
郭刚堂问具体什么事，男人一句话让他哭笑不得，“我牛丢了，知道牛在哪里。”
牛丢了知道在哪里就去找啊，再说这里负责找人。郭刚堂解释过，对方不依，坚持讨要解决办法。郭刚堂就想，一头牛对于某些家庭来讲确实是不小的财产，再则对方喝多了，不能较真，就给他出招带着礼物带着村干部，到对方家里去协调。
第二天，男人又喝多了之后打来电话，称“老郭你这办法真好，牛要回来了，但是我想治他!”郭刚堂劝解他，两条腿的人到处跑，四条腿的牛跑的更快。万一真是跑丢的，怎么办?你给他交心，若是偷的不让他再干这个事!
又过了一两个月，男人又打来电话，说和对方成了朋友，俩人臭味相投，隔三差五会喝一次。
这件事让郭刚堂也挺受触动，自己的劝解说不定化解了一个巨大的隐患，值得坚持。尤其是那些有轻生念头的人，反正经过他的开导决定好好活着。
有些电话则很离谱。
有个40多岁的男子称，自己抱养的孩子疑似郭刚堂的小六，说的有鼻子有眼，郭刚堂信以为真，决定找当地的一位警官去了解一下，反馈过来的信息是，对方表示自己很小失去父亲，只是想通过联系郭刚堂感受父爱。
还有个男子，总是三更半夜打电话给郭刚堂，有几次，郭刚堂睡着了没有接。男子发来多条辱骂的语音，还拿孩子说事，当时小六还没有被找到，句句狠狠地朝郭刚堂心窝里扎。但是，他没有骂回去，只是解释了一句为何没有及时接听电话，至今没有删除对方。
“我觉得我活下来都是奇迹。(辱骂电话)这是轻的，对我来说都是小儿科了。”郭刚堂一路下来，认识到“万事万物都是双刃剑”，当信息扩散最大化，压力也随之而来。
他的电话成了心理热线、情绪垃圾场。
有一阵子，郭刚堂也感到无法承受。大概小半年，他把自己封闭起来，哪怕父母问他吃饭了吗?他也只会答“吃了”或“.没吃”，多一个字都不想说。“我就是一个老百姓，一天三顿饭，我有多大的驾驭和抗压能力?”后来他又反思，觉得在这个浮躁的社会，大家愿意把心里话掏给自己，就是出于信任。为了这份信任，他不愿意辜负。
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的工作内容也在做调整。原来基本上偏重于寻亲寻家，现在处理的层面更广泛。
有天晚上十点多，有位妈妈打电话紧急求助，称13岁的女儿和家里怄气，上了一台出租车走了。郭刚堂赶紧把信息发到出租车群里，过了几分钟，有位司机打电话告知孩子就在他车上。从求助到送回孩子，整个过程用了17分钟。
“是协会厉害吗?是我厉害吗?不是。这说明我们可以利用很多资源，去帮助解决社会问题。”郭刚堂称这些实实在在的事，也激励着他继续做下去。
给孩子们看孩子
和郭刚堂聊天，除了为了保护儿子小六不愿意透露太多隐私，他愿意敞亮的剖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在他心底，一直对父母、妻儿感到愧疚。所以，未来他一心想给予家人更多的陪伴。
今年是认亲以后的第一个中秋节。郭刚堂对于家、团圆，有着别样的体会。
他谈到父母。前几天母亲住院，他第一次给母亲洗脚，无意中发现母亲的右脚无名指有些异样，才明白母亲为何一直骑三轮车，平时连一百米的路都走不了。
“给母亲洗脚时我就在想，这些年我为父母亲，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什么，父母亲都八十多岁了，我自己也五十多岁了，还能给他们带来什么?”郭刚堂语气低沉，“我都不知道母亲的脚是这样的，这是我亲娘。我是不是仅仅是在口头上回归家庭?”
关于妻子，他也有内疚。妻子跟了自己这么多年，里里外外操持，至今家里靠她给别人看孩子每个月挣三千元左右的工资生活，而自己常年在外奔波，至今欠有外债。
“女人跟你图什么?也想坐好车，也想逢年过节一家人和和睦睦。但是她没有。任何一个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她把孩子从几斤养到几十斤，丢了，其实 她这些年比我更痛苦。”郭刚堂在反思自己。他决定从学习做饭做起，好好待妻子。
至于儿子小六，目前还在河南。中秋节怎么过，两家人会不会聚聚?郭刚堂态度是顺其自然。“这是当妈妈想的事情。所有找到孩子的家庭都要尊重孩子的选择，各种状况不一，不管血脉亲情如何愈合，如何融入，要尊重孩子的想法。”
不管中秋节会不会团圆，但是有一点，郭刚堂可以痛痛快快吃顿饭了。以前逢年过节，一家人吃饭，总会给小六留个位置，放上碗筷，表示孩子暂时不在家，早晚会回来。
而今年中秋，可以不用这样做了。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郭刚堂想的更多的是那些没有团圆的家庭，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努力一把，让更多的孩子回归家庭，在下一个八月十五团圆。
奔波半生，已知天命。他总结自己的前半生——我，郭刚堂，这辈子没有成为富翁，也没有开上豪车，却成了一个找孩子专业户，也足够了。
以后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?
“等他们(儿子)都有了老婆孩子之后，给他们看孩子呗。”郭刚堂哈哈大笑。
“有人愿意看我的故事吗?”
寻子24年的故事，郭刚堂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
他的白头发更多了，一笑眼睛都是褶皱，会被年轻的孩子称为“郭叔”。但是，不知是不是儿子小六回来的缘故，压在心底大石头终于被踢走了，他的心态反而更年轻。
他也有很多未完成的心愿，比如，写一本书，把自己的经历、家族的事情放到时代背景里去记录。
从哪开始呢?1997年是个过不去的坎儿。
1997年，香港回归，大街小巷是《东方之珠》的旋律，“小河弯弯向东流，流到香江去看一看……”是《相亲相爱》的旋律，“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，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……”
而1997年的郭刚堂，是聊城李太屯村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。年轻、敢拼、能闯，他置办了一辆拖拉机跑运输，与相亲认识的妻子已结婚三年，儿子小六两岁多。他爱唱歌，经常哼着小曲儿进出家门，婚后最有成就感的时刻，就是把跑运输挣来的工资一笔笔交给妻子。
他脑袋灵活，爱琢磨，很快有了五万块的存款，就盘算着在徒骇河附近办一个大型溜冰场——那是很多70、80年代生人挥洒青春激情的地方。水泥地圈起来，五彩斑斓的小灯泡亮起来，震耳欲聋的音乐响起来，绝了!他这样设想着，花了三千多元找人做了效果图，开始跑手续。
幸福的小日子刚刚开始，但是，一切在1997年9月21日下午6时戛然而止，小六被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拐走了。
记不清哪一年，他到河南寻亲，饿了，随便在一家面馆要了碗烩面。饭馆陈设简陋，油乎乎的桌子，一条粗板凳，桌上摊着一份报纸。等面上来的间隙，他展开报纸看，读到一篇独臂人的文章。故事是说，有一个独臂人去一位大姐家里乞讨，大姐让他帮忙把照壁前的一块石头搬到午后，他看看自己缺失的右臂，觉得大姐在歧视他。
大姐把自己的右臂放在身后，用左手托起石头搬运了石头。又给他端来一碗水，拿来毛巾擦擦汗，并且给他十块钱。谁知独臂人喝了水、擦了汗，拒绝收钱。
若干年后，独臂人发迹了，又来到大姐家表示感谢，这次轮到大姐拒绝了，称自己不需要帮忙，让他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
看了这个故事，郭刚堂突然觉得很受触动——独臂人的胳膊没了，我是孩子丢了，但是我有爱人啊，我能跟别人絮叨难过，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办?想到这里，他一路疾驰回家，跟爱人交心畅谈。
“所有的遇见的都是注定的，而且所有的遇见也都是应该的，关键是怎么看待所有的遇见。”带着这样的感悟，他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。
郭刚堂享受笔与纸张摩擦共振的声音，听起来很有感觉，所以书稿全是手写。一开始，他用第一人称写了三万多字，写不下去了，因为控制不住情绪，眼泪“啪啪啪”往纸上掉。
放了两三天，他又换成第三人称去写，大约写了七八万字又写不下去了，觉得内心还是过不了这个坎，又搁置到那了。太多的场景，让他难受到写不下去。
写作走入困境，郭刚堂就翻看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，看路遥先生如何书写小人物的命运。还有人给他推荐余华先生的《活着》。这两本书，让他从中读到了苦难中向上的力量，备受鼓舞——能不能让那些还在情绪化里的人，遭受意外和不幸的那些人，从我的文字里找到一点点对自己有益的东西?
所以，他卯足了劲儿继续写，笔触越来越顺滑，真情实感自然流淌倾泻，甚至可以当众张口背诵下来，一字不差。
他这样写记忆里的幸福日子：
“我1993年结婚，1994年开始盘算着如何把日子过好，买了台拖拉机准备搞运输。1995年有了孩子，给他取名郭振，小名小六，寓意孩子的出生让我们家族振兴，日子和顺。孩子会走路以后，一听到拖拉机的声音，就会跑到大门口等我，看到我就会张开小胳膊一边跑一边喊，“爸爸抱!”我呢就会蹲下去抱住他，他趴在我肩上，左边亲一下，右边亲一下，我就满足地把他高高举起来，转两圈，再轻轻的把孩子放下，然后牵着孩子的手走进院子，房前屋后，都是孩子的笑声。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。”
他这样写寻亲路上的经历：
“有一次在大别山，风和雨都特别大，摩托车没有办法骑，只能推着走。突然刮来一阵风，把我和摩托车推向悬崖的左侧，应该是出于本能吧，在临近悬崖的一刹那，我急急的把摩托车推倒，双手死死抱住路边的防护柱，脸磕在柱子上，看着雪和雨水顺着石柱往下淌。左腿磕在崖边上，左膝盖钻心的痛，一阵接着一阵，雨像从衣领里灌下来，顺着前胸往下淌。望着山下黑漆漆雾腾腾的，那一刻我真的想松手，我这一松手，一切都没有了，所有的苦痛都没了。我想问，为什么丢孩子的是我，为什么我找不到，为什么我找一个不是，找一个不是，我想问天想问地，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找到我的儿子。”
“那个印着儿子头像的旗，歪倒在地上，风一吹，旗帜啪啪作响，头像上的小郭振就像是歪着头在跟我说，‘爸爸，小六不是一直在陪着你吗?’当时我就想，如果我死了，谁帮我去找儿子?于是就爬起来，扶起了摩托车，扶正旗帜，推着车，我一瘸一拐的走。只有活着，才能有可能找到我的儿子，只有活着，我才是一个父亲。”
一字一句背下来这两段文字，郭刚堂认真发问：“我这样写可以吗?有人愿意看我的故事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