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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刚堂谈团圆后首个中秋 究竟真相如何?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21-09-19 17:26:33  浏览次数:32
 51岁的郭刚堂终于可以安心地晚上关机睡觉了。

凌晨5点多,他绕着家门口的徒骇河快走一圈,耳机里放着《三国演义》的插曲《这一拜》,步子走得轻松愉悦。

郭刚堂谈团圆后首个中秋 背后真相实在让人心酸不已

郭刚堂谈团圆后首个中秋

今年7月,郭刚堂与被拐24年的孩子郭振(小名“小六”)在山东聊城认亲后,自诩“大男子主义从不做饭”的他开始下厨,虽然土豆、白菜还切得没有章法,但是,他享受着这一切平淡的生活。不仅如此,他开始手写几万字的“自传”,从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活着》里找灵感;他还专注打磨一款寻亲软件;他更爱笑了,言辞幽默甚至透着难得的少年感;他期待含饴弄孙。

很快,郭刚堂将迎来与小六认亲后的第一个中秋节,至于到时怎么过节,他尊重孩子。

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前半生——我,郭刚堂,这辈子没有成为富翁,没有开上豪车,却成了一个找孩子专业户,足够了。

认亲俩月以后

向来是妻子专属地盘的厨房,最近被郭刚堂抢了。结婚几十年很少下厨的他,开始学习炒菜、熬汤、下面条、煮饺子。

郭刚堂谈团圆后首个中秋 背后真相实在让人心酸不已

郭刚堂谈团圆后首个中秋

早上,郭刚堂晨练归来,钻进厨房给家人准备早饭。操作台就在窗台下,能看到外面的景色,听到楼下传来的汽车喇叭声。他把土豆切片、切丝,时不时转头看看在燃气灶上“呲呲”作响的高压锅。

他精打细算,不在街上吃早饭,一般是自己熬的小米粥和馒头,配点萝卜条,成本也就一块多钱,日子清贫而富足。每隔几天,他会跑离家较远的菜市场,带回足够吃一周的菜,比家门口买的便宜很多。琢磨做饭,成了他现在的日常。

“我原来大男子主义,觉得下厨是女人的事情,现在开始学做饭,好好疼媳妇。”郭刚堂笑道。

这是和孩子认亲以后的第一个中秋节。别看郭刚堂在外人面前笑容多了,偶尔还会开开玩笑,实际上心情觉得有点低落——孩子找到了,但是老母亲和妻子相继生病住院,尤其是老母亲做了手术才出院,让他无比挂心。

郭刚堂的父母亲住在同一个小区不同楼栋的一楼。他最近更是频繁探望。八十多岁的父亲闲不住,业余养蜂,喜欢喝茶,他就经常掂着茶壶去陪父亲唠嗑,当然不忘问问母亲吃药了没、身体恢复如何。

而郭刚堂创办的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,就在小区里的社区党群活动中心一楼办公,工作起来也方便。

这便是郭刚堂自儿子认亲以来的现状。他称:“我最大的奢侈是有了晚上关机的自由。”

一切似乎平常,又透着不寻常。

至今,他的潜意识里还是觉得不敢相信被拐24年的儿子回归的事实。夜晚陷入深度睡眠以后,脑海里还是寻子的场景。梦里,他会对比不同孩子的信息,鼻子、眼睛,这个像自己的小六,那个似乎更像,不停在揣摩。

有时候,熟悉的人恭喜他找到了儿子,他的第一反应会是愣一下。“这些年,排除一个不是,排除一个又不是,找孩子这件事在我心里根深蒂固,所以至今不敢相信。很奇妙的情绪。”

儿子郭振,郭刚堂更愿意称呼他的小名小六。今年7月,在民警的帮助下,郭刚堂父子认亲。出生在山东聊城的小六,被拐时年仅2岁多,如今24年过去了,他已参加工作,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。按照相关规定,被拐儿童成年后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力,小六选择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养父母家,在河南工作生活。

郭刚堂尊重儿子的选择。

在他看来,被拐孩子是整个事件中最无辜的人,因为他们只能被动接受自己的命运。“我们所有找到孩子的家庭,都应该去尊重孩子的选择。我希望大家不干扰、不打扰,让他们在时间里治愈内心,从容生活。”

小六认亲以来,平时和亲生母亲沟通比较多,而郭刚堂父子俩聊的虽然不多,但相处自然。

前一阵,河南出现暴雨,郭刚堂痛快地拿出六千元,捐给聊城几个去河南的救援队。他给儿子发信息,“这段时间河南的雨比较大,尽量不要去低洼的地方,多注意安全。”小六会回复,“爸,我会注意的。”

找到儿子,郭刚堂最欣慰的是孩子健康。真正找到孩子以后他才觉得,对于孩子没有大的奢望,只要孩子好好的就行。

“在我们彼此情感加分的状态里,一切向前良性发展,没有必要急迫,也不需要介入过多。”郭刚堂对父子俩的相处一语带过。

迟到24年的重逢

今年7月,郭刚堂父子失散24年后在聊城认亲。

抱住儿子的瞬间,郭刚堂的右手一直搭在儿子肩膀上,左手掩面一直没有放下过。

他的身子因低声抽泣而微微抖动。被他抱在怀里的儿子,穿绿色T恤,看起来很结实,个头似乎比郭刚堂还要高一些。

一位头发花白的亲人走过来,递给郭刚堂纸巾,他不接,索性把头深深埋进儿子的肩膀里,极力掩饰自己当众哭泣的情绪,还是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认亲前,他一直觉得自己不会哭,“我见了这么多次团圆,我郭刚堂能哭?”但是,当血脉亲情在被人为无情割裂24年后重新缔结,各种复杂情绪瞬间交织在一起,谁都无法控制。

郭刚堂记得,当自己哭到全身颤抖时,儿子小六主动用胳膊揽了自己一把。那一刻,他惊觉记忆里儿子胖乎乎的小胳膊已变得刚劲有力,过去的经历也恍然如梦。

早在6月,郭刚堂接到一位关键人物的电话,对方上来就问他,郭哥,这些年你帮助多少孩子回归家庭、这些年找的疑似郭振的孩子又有多少?他的第一反应是反问:“我孩子在哪里?!”对方反复表示一切尚在核实当中,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直觉,小六找到了!

后来,郭刚堂接到警方的正式通知,孩子找到了。他第一时间回家告诉了妻子。

那天是上午,妻子躺在沙发上,闻言后一会儿哭一会儿笑,反复念叨“可找到了”,那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,完全控制不住自己,当时甚至让郭刚堂感到害怕——孩子找到了,妻子别在精神方面出了问题。

认亲前,郭刚堂和家人专门去了趟市场,计划购买1000斤糖果,散发给亲友四邻,不过因为消息传开后太过于轰动,小区成了打卡地,街坊四邻也受到影响,于是发糖果的计划搁浅。

他还给儿子准备了大红包,告诉商户,要能装一万块钱的红包。

他把信息告知了自己一直敬重的媒体人鲁豫。“姐,我不用再满世界找了!上苍眷顾,孩子也算接受了高等教育,本科毕业。以后啊,就可以过过该过的日子了,这个家终于是个家了!其实老天对我真的不薄,虽然难了一点。”

认亲前后,除了接受鲁豫的采访,郭刚堂刻意躲避几乎所有媒体,电话、短信、微信均不接,后来实在是因为公众关注度太高了,他索性通过百度等个人平台发声:“孩子找到了,我也想尽快回归生活,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支持和理解,尤其是我家小郭振,希望大家不要去打扰他。”

接连几条视频发声,他反复表达一个意思,希望大家给予空间,让一家人慢慢去磨合适应,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孩子的隐私。“我呢,当时更多的感受不是自己找到孩子,而是好几千个家庭找到孩子以后面临的问题,希望各个层面能给予他们理性引导。”

在谈到如何处理孩子与养父母的关系时,郭刚堂称就当多了一门亲戚,这个说法也引发了一定的质疑。

时隔俩月,郭刚堂正面回应此事,“所有被找回来的孩子是最无辜的,他们是第一受害人,我们应该给予包容、理解,以及专业理性的引导。假如不是真的了解那个年代,不妨站在情理上去思考一些问题。”

那个女人抱走了“小六”

郭刚堂生活的源头在山东聊城一个叫李太屯的村子。原来村子周边全是田地,家门口一条徒骇河,这里留下他下河摸鱼戏水的童年时光。

他听父母说,徒骇河最初用于浇地、排涝,如今24年过去了,当年居住的小村庄早已拆迁改造成现代化的生活社区,那条徒骇河也被修建成景观河,绿柳低垂,花草掩映,河水缓缓流淌,成了附近居民消遣游玩的最佳去处。

几乎每天凌晨五六点,郭刚堂都会起来绕着河岸走一圈,无论刮风下雨。

深秋9月,风平浪静,天气好的不像话,他一身运动装扮,将耳机调到音乐或诗词,系好鞋带,大踏步朝河边出发。

他甩开臂膀撩开双腿闷着头往前走,一遛烟消失在视野里。比他小二十岁的记者被远远甩在后面,气喘吁吁的一路小跑追上去,“郭老师,您走路好快!”“快吗?不快啊。”他惊讶道。

在李太屯村生活了51年,郭刚堂出门抬头就是熟人。沿途,不停有人和他打招呼。途中偶遇几个穿得花红柳绿的年轻人,其中一人背着大音响,和同伴走过去老远又拐回来,非要和“郭叔”合个影。

快到徒骇河的十字路口,等红绿灯的间隙,郭刚堂指着不远处,“就是那里,当年那个女人抱走了小六,顺着这条路走了。”那时候还没有监控,一切线索靠走访村民所得。

郭刚堂对那个拐走自己骨肉的女人感受太复杂!直至今日,他也会笑侃,“好看的东西谁都想看,但是不包括女人啊。”

大家闻言都笑了,郭刚堂却敛起笑容解释,“因为偷我孩子的那个女人可谓是中上等外貌。”

1997年,郭刚堂意气风发,顺风顺水的当口,儿子被一个女人拐走了。

24年后的今天,警方查明,1997年,呼某、唐某两人相识并恋爱,9月一起在山东旅游期间为图财预谋拐卖一男孩。9月21日,两人窜至山东聊城,呼某在汽车站附近等候,唐某外出寻找作案目标,将在家门口独自玩耍的郭新振抱走,随后与呼某一起乘长途车返回河南,由呼某将郭新振贩卖。

孩子刚丢时,短短两个月,郭刚堂的体重从150多斤降到110斤,当年才20多岁的他开始有白头发,憔悴的不成人样。

他的心理也出现问题。很长一段时间,他看到长得漂亮的女人会不由自主产生怨恨,内心非常排斥,很久以后才渐渐释怀

“后来的寻子路上,遇到会给我水喝、帮我修车的好心人,其中不乏有好看的女性,慢慢的我才释然。”郭刚堂坦承儿子被拐给他带去巨大的心灵创伤。

藏着儿时记忆的徒骇河,曾经是郭刚堂疗愈心灵的地方。没找到孩子时,他经常带包方便面和火腿肠,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。有年在连云港,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,他下到海里一直往里面游,就觉得在水里什么都没有,什么都不用想了,不如一了百了。后来还是寻子的执念令他上岸。“人啊,七灾八难也有,只有享不了的福,没有受不了的罪。”

如今孩子找到了,郭刚堂再经过儿子被抱走的地方,提到那个女人,已经可以坦然谈论。

李太屯村知根知底的村民会感慨,假如不是丢孩子,郭家的第四子郭刚堂的人生,可能是另一番景象。

青年时期的郭刚堂不仅一表人才,又脑袋灵活,喜欢打篮球、读书尤其是唱歌。“齐秦、郭峰、刘欢、费翔等歌手,当年也是‘骚动’着我们的青春啊。”郭刚堂自己也开玩笑道:“假如不是找孩子,可能我比‘大衣哥’朱之文还要早出名。”

可是人生没有假如,过往的艰辛无法抹去。

在路上的见证物

郭刚堂家里地下室的物品,见证了他的艰辛岁月。

杂乱无章的地下室,一辆落满灰尘的摩托车最为显眼,那是他骑坏的第十辆车子。当年为了方便寻子,尤其是省钱,他利用亲友赠送的二手摩托车,开始奔波在路上。曾经最远的一次连着骑了几百公里。

那个时候,一辆二手摩托车几百块钱,发小、亲戚慷慨送给郭刚堂,让他想骑哪辆就骑哪辆。摩托车上他还会固定一面旗,上面印着孩子的信息,寻子的经历,以及儿子稚嫩的头像。旗帜外展度差不多是一米二。有时侧风吹着,外展度接近两米多,很危险,有次差点被一辆同向的拉木料的车子挂到倒,于是他就慢慢琢磨改造。

地下室现在还保存着一个四四方方的黑色大包。郭刚堂称,这个包曾经多次救过他的命。 因为骑车路况不好时容易摔倒,他会把包挂在胸前,正好可以护着前胸,摔倒时帮忙缓冲一下。包里装着寻人启事等各种资料,他小心翼翼的护着。后来,电影《失孤》拍摄时,剧组专门找了一模一样的包当道具。

地下室里还有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,都是郭刚堂从新疆背回来的,他觉得这些石头有灵性,可以带来好运,能早点让孩子回归。

骑行在路上,郭刚堂靠出售挂件、葫芦工艺品赚钱维持生计。一个挂件卖三五块,够路上吃喝就行。没有卖出去的物品,至今还在地下室收着。

24年后的今天,再次一一翻起这些物件,过往的岁月也浮上郭刚堂的心头。“如今再做溜冰场已经是不可能了。但是我老郭通过自己的双手赚点钱,养家糊口,也不是不可以,因为我还有时间,想靠自己的手去做想做的事。”

一些印制的公开信,郭刚堂也收藏着。孩子丢的第十几个年头时,他再次出发在路上,会展示给孩子写的公开信。这些公开信言辞恳切,字里行间透着对孩子的思念、愧疚,以及期盼孩子得到善待。

为什么写公开信?

“所有丢孩子的家长都活在愧疚自责里。一直找不到孩子,我们可以说是祈求的心态,希望孩子得到善待。这不只是我,也是全天下所有丢孩子的父母的想法。”郭刚堂深知一个家庭丢了孩子带来的痛苦,会倾家荡产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找。

“人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亲情,任何人没有权利让它永远天各一方,而且老死不相往来。我们这些丢孩子的家长只希望那些人换位思考一下,假如你们的亲生孩子遭遇这些,会怎么想、怎么做?”郭刚堂称这也是他当时写公开信的原因,也是无奈之举。

“我们有更大的奢望吗?没有,就是祈求孩子平安。找到了以后,逢年过节能回来吃个团圆饭,照张全家福,平时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打个电话。希望大家知道这些找孩子的家长,到底心里在想什么。”郭刚堂认真说道。

遇到的“贵人”

有个成语叫绝处逢生。寻子24年,郭刚堂深有体会,他有过绝望,而那些不断带给他温暖和希望的人,称之为生命中的“贵人”并不为过。

郭刚堂记得电影《失孤》导演、编剧彭三源。

两人相见时,他刚丢孩子不久,身心憔悴,往人前一站,简直没有人样。每说一句话,他都会大喘气。

彭三源是学心理学的。她看到郭刚堂家里的窗户是用捡来的旧玻璃自己封的,就跟他说,兄弟,今年过年,把咱们家的窗户修一修,把缝隙填上。该过年了,买鞭炮、贴窗花,好好过个年。

她还提议郭刚堂,每天早中晚,努力对着镜子笑笑。他照做了,不管一开始笑容如何难看、勉强。

若干年后的今天,这些细节还在郭刚堂的记忆里鲜活如昨。“丢了孩子的人能有多坚强?那都是扯。所以能有人去帮一把真的很难得。”

郭刚堂感谢遇到了彭三源和电影《失孤》。他的原型被塑造成一位寻子父亲雷泽宽,演员是刘德华。

片子上映后,郭刚堂曾通过节目和刘德华有过一次连线。刘德华表示,听郭刚堂的故事很多了,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聊一下,“听到你们的故事,真的很想通过我们的表达,带给你们一些温暖。”而电话这端的郭刚堂不停致谢,“谢谢您能接这部片子,把我的遭遇展现出来,为我们这个群体(发声)。”

电影上映多年后的今天,郭刚堂真的找到了儿子,很多网友跑到刘德华的社交平台下传递喜讯,刘德华也专门录制视频送祝福,“这二十多年的坚持,终于没有被辜负。郭大哥,真替你高兴 !愿天下再也没有离散的家庭 。”

郭刚堂透露,他没有向《失孤》剧组提过任何要求,满心感激能有人关注这个群体。当年寻子走投无路时,他甚至异想天开,想找最火的小品演员能创作这样的题材,挖空心思想得到曝光,帮助自己和整个群体找孩子。“后来没想到刘德华先生会出演电影,他的号召力多强大啊。”

郭刚堂还非常敬重媒体人鲁豫,一直尊称她为“姐”。24年后找到儿子的消息,他也第一时间告诉了鲁豫,“姐,我不用再满世界找了!”

郭刚曾经多次做客鲁豫的节目。他记得,有次节目结束后,鲁豫让助理递给自己一个黑皮的档案袋。“厚厚的,我一摸就知道是钱。”郭刚堂当时拒绝了,说只要多做几期关于他们这个群体的节目,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。

时隔多年,鲁豫也公开发文回忆了这点,“他非但没要我的钱,反倒是送给我一个他自己雕刻的葫芦,那些葫芦是郭刚堂在寻子路上卖的,用来贴补一些盘缠。我当下有点儿不好意思,但又打心底里尊敬这个人——他当然需要钱,他的记账本上写满了向亲朋好友借款的记录,每一笔都记得仔仔细细。但他一点儿也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卖惨,从始至终都保持着体面。”

郭刚堂对民警的感激更是难以言喻。“我一个人找了24年,最终不是自己找到的,是国家,是公安机关帮我找到了孩子。”

他介绍找到儿子小六没有被披露的幕后。“民警特别速度,接到线索迅速排兵布阵,用了9天时间,摸清一切。”郭刚堂回忆,当时正值炎夏,出外勤的民警衣服湿了干、干了湿,没有洗澡、洗衣。“事后有个民警跟我说,郭哥你不知道啊,我那个衣服都是臭的。”

让郭刚堂感慨的还有一点,“民警出发办案前,领导问,这次去的有多少是当了爸爸妈妈的?咱们这次不仅仅是警察的身份,更多的是父母的身份。”

梳理整个认亲过程,郭刚堂非常感激职能部门对自己儿子的保护。“从上到下,最大程度的尊重、保护当事人。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。我找了24年,他们也一直没有放弃这个事情。”

“老郭吗?我的牛丢了”

郭刚堂今年51岁了,他身形矫健,精力充沛,跟谁都能侃侃而谈。无论多么困倦,他都会不疾不徐,输出观点条理清晰。

孩子回归后,他觉得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,“壮得像头骆驼”,浑身充满干劲。寻子路上得到诸多帮助,郭刚堂也一直在努力反馈社会,比如眼下正专注做一款寻亲软件,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向社会。

做这个是有原因的。

外地有位大叔,孩子丢了,想找郭刚堂帮忙,电视播出郭刚堂的节目时会公开电话,他一遍遍记不住,就去找人帮忙。“他给了别人五块钱,让帮忙记下我的号码。”这件事让郭刚堂很受触动,他开始琢磨如何帮助一些偏远地方的人。

还有一点,自己找到了孩子,但是还有很多家长还在苦寻。于是,继创办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之后,郭刚堂找人做了一款“天涯寻亲”的软件,目前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,主旨是用科技把爱带回家,分为“AI寻亲”和“寻亲登记”两块内容,更好的利用科技的力量去帮助大家。

郭刚堂说,这款软件接入的是百度AI里的寻亲功能,他会对比库存中照片的相似点进行寻亲、寻人。百度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是比较成熟的,这样就算是小孩子幼年走失,20年甚至30年过去了,孩子五官变化很大的情况下,通过科技的帮助,仍然有可能找回来。

“我50多岁了,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,才是对帮助我的人,一个回馈。”郭刚堂称。

日常生活中,郭刚堂随时随地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别人。

他有两个微信号,好友加起来得有七八千人,每天打开手机,就会涌入无数条信息、语音电话。而他在各个平台的账号,私信、评论也多到看不过来。

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,更是不计其数,可以说,郭刚堂通过接听电话就学会了不少方言。电话五花八门,除了寻亲的家长和孩子,连丢牛丢马丢三轮车的得抑郁症的人也会找过来。

有次,一个某地村里的男人打来电话,听声音就喝多了。“你是老郭吗?”男人开门见山,“想找你帮个忙。”

郭刚堂问具体什么事,男人一句话让他哭笑不得,“我牛丢了,知道牛在哪里。”

牛丢了知道在哪里就去找啊,再说这里负责找人。郭刚堂解释过,对方不依,坚持讨要解决办法。郭刚堂就想,一头牛对于某些家庭来讲确实是不小的财产,再则对方喝多了,不能较真,就给他出招带着礼物带着村干部,到对方家里去协调。

第二天,男人又喝多了之后打来电话,称“老郭你这办法真好,牛要回来了,但是我想治他!”郭刚堂劝解他,两条腿的人到处跑,四条腿的牛跑的更快。万一真是跑丢的,怎么办?你给他交心,若是偷的不让他再干这个事!

又过了一两个月,男人又打来电话,说和对方成了朋友,俩人臭味相投,隔三差五会喝一次。

这件事让郭刚堂也挺受触动,自己的劝解说不定化解了一个巨大的隐患,值得坚持。尤其是那些有轻生念头的人,反正经过他的开导决定好好活着。

有些电话则很离谱。

有个40多岁的男子称,自己抱养的孩子疑似郭刚堂的小六,说的有鼻子有眼,郭刚堂信以为真,决定找当地的一位警官去了解一下,反馈过来的信息是,对方表示自己很小失去父亲,只是想通过联系郭刚堂感受父爱。

还有个男子,总是三更半夜打电话给郭刚堂,有几次,郭刚堂睡着了没有接。男子发来多条辱骂的语音,还拿孩子说事,当时小六还没有被找到,句句狠狠地朝郭刚堂心窝里扎。但是,他没有骂回去,只是解释了一句为何没有及时接听电话,至今没有删除对方。

“我觉得我活下来都是奇迹。(辱骂电话)这是轻的,对我来说都是小儿科了。”郭刚堂一路下来,认识到“万事万物都是双刃剑”,当信息扩散最大化,压力也随之而来。

他的电话成了心理热线、情绪垃圾场。

有一阵子,郭刚堂也感到无法承受。大概小半年,他把自己封闭起来,哪怕父母问他吃饭了吗?他也只会答“吃了”或“.没吃”,多一个字都不想说。“我就是一个老百姓,一天三顿饭,我有多大的驾驭和抗压能力?”后来他又反思,觉得在这个浮躁的社会,大家愿意把心里话掏给自己,就是出于信任。为了这份信任,他不愿意辜负。

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的工作内容也在做调整。原来基本上偏重于寻亲寻家,现在处理的层面更广泛。

有天晚上十点多,有位妈妈打电话紧急求助,称13岁的女儿和家里怄气,上了一台出租车走了。郭刚堂赶紧把信息发到出租车群里,过了几分钟,有位司机打电话告知孩子就在他车上。从求助到送回孩子,整个过程用了17分钟。

“是协会厉害吗?是我厉害吗?不是。这说明我们可以利用很多资源,去帮助解决社会问题。”郭刚堂称这些实实在在的事,也激励着他继续做下去。

给孩子们看孩子

和郭刚堂聊天,除了为了保护儿子小六不愿意透露太多隐私,他愿意敞亮的剖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在他心底,一直对父母、妻儿感到愧疚。所以,未来他一心想给予家人更多的陪伴。

今年是认亲以后的第一个中秋节。郭刚堂对于家、团圆,有着别样的体会。

他谈到父母。前几天母亲住院,他第一次给母亲洗脚,无意中发现母亲的右脚无名指有些异样,才明白母亲为何一直骑三轮车,平时连一百米的路都走不了。

“给母亲洗脚时我就在想,这些年我为父母亲,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什么,父母亲都八十多岁了,我自己也五十多岁了,还能给他们带来什么?”郭刚堂语气低沉,“我都不知道母亲的脚是这样的,这是我亲娘。我是不是仅仅是在口头上回归家庭?”

关于妻子,他也有内疚。妻子跟了自己这么多年,里里外外操持,至今家里靠她给别人看孩子每个月挣三千元左右的工资生活,而自己常年在外奔波,至今欠有外债。

“女人跟你图什么?也想坐好车,也想逢年过节一家人和和睦睦。但是她没有。任何一个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,她把孩子从几斤养到几十斤,丢了,其实 她这些年比我更痛苦。”郭刚堂在反思自己。他决定从学习做饭做起,好好待妻子。

至于儿子小六,目前还在河南。中秋节怎么过,两家人会不会聚聚?郭刚堂态度是顺其自然。“这是当妈妈想的事情。所有找到孩子的家庭都要尊重孩子的选择,各种状况不一,不管血脉亲情如何愈合,如何融入,要尊重孩子的想法。”

不管中秋节会不会团圆,但是有一点,郭刚堂可以痛痛快快吃顿饭了。以前逢年过节,一家人吃饭,总会给小六留个位置,放上碗筷,表示孩子暂时不在家,早晚会回来。

而今年中秋,可以不用这样做了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郭刚堂想的更多的是那些没有团圆的家庭,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努力一把,让更多的孩子回归家庭,在下一个八月十五团圆。

奔波半生,已知天命。他总结自己的前半生——我,郭刚堂,这辈子没有成为富翁,也没有开上豪车,却成了一个找孩子专业户,也足够了。

以后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?

“等他们(儿子)都有了老婆孩子之后,给他们看孩子呗。”郭刚堂哈哈大笑。

“有人愿意看我的故事吗?”

寻子24年的故事,郭刚堂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

他的白头发更多了,一笑眼睛都是褶皱,会被年轻的孩子称为“郭叔”。但是,不知是不是儿子小六回来的缘故,压在心底大石头终于被踢走了,他的心态反而更年轻。

他也有很多未完成的心愿,比如,写一本书,把自己的经历、家族的事情放到时代背景里去记录。

从哪开始呢?1997年是个过不去的坎儿。

1997年,香港回归,大街小巷是《东方之珠》的旋律,“小河弯弯向东流,流到香江去看一看……”是《相亲相爱》的旋律,“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,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……”

而1997年的郭刚堂,是聊城李太屯村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。年轻、敢拼、能闯,他置办了一辆拖拉机跑运输,与相亲认识的妻子已结婚三年,儿子小六两岁多。他爱唱歌,经常哼着小曲儿进出家门,婚后最有成就感的时刻,就是把跑运输挣来的工资一笔笔交给妻子。

他脑袋灵活,爱琢磨,很快有了五万块的存款,就盘算着在徒骇河附近办一个大型溜冰场——那是很多70、80年代生人挥洒青春激情的地方。水泥地圈起来,五彩斑斓的小灯泡亮起来,震耳欲聋的音乐响起来,绝了!他这样设想着,花了三千多元找人做了效果图,开始跑手续。

幸福的小日子刚刚开始,但是,一切在1997年9月21日下午6时戛然而止,小六被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拐走了。

记不清哪一年,他到河南寻亲,饿了,随便在一家面馆要了碗烩面。饭馆陈设简陋,油乎乎的桌子,一条粗板凳,桌上摊着一份报纸。等面上来的间隙,他展开报纸看,读到一篇独臂人的文章。故事是说,有一个独臂人去一位大姐家里乞讨,大姐让他帮忙把照壁前的一块石头搬到午后,他看看自己缺失的右臂,觉得大姐在歧视他。

大姐把自己的右臂放在身后,用左手托起石头搬运了石头。又给他端来一碗水,拿来毛巾擦擦汗,并且给他十块钱。谁知独臂人喝了水、擦了汗,拒绝收钱。

若干年后,独臂人发迹了,又来到大姐家表示感谢,这次轮到大姐拒绝了,称自己不需要帮忙,让他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

看了这个故事,郭刚堂突然觉得很受触动——独臂人的胳膊没了,我是孩子丢了,但是我有爱人啊,我能跟别人絮叨难过,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办?想到这里,他一路疾驰回家,跟爱人交心畅谈。

“所有的遇见的都是注定的,而且所有的遇见也都是应该的,关键是怎么看待所有的遇见。”带着这样的感悟,他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。

郭刚堂享受笔与纸张摩擦共振的声音,听起来很有感觉,所以书稿全是手写。一开始,他用第一人称写了三万多字,写不下去了,因为控制不住情绪,眼泪“啪啪啪”往纸上掉。

放了两三天,他又换成第三人称去写,大约写了七八万字又写不下去了,觉得内心还是过不了这个坎,又搁置到那了。太多的场景,让他难受到写不下去。

写作走入困境,郭刚堂就翻看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,看路遥先生如何书写小人物的命运。还有人给他推荐余华先生的《活着》。这两本书,让他从中读到了苦难中向上的力量,备受鼓舞——能不能让那些还在情绪化里的人,遭受意外和不幸的那些人,从我的文字里找到一点点对自己有益的东西?

所以,他卯足了劲儿继续写,笔触越来越顺滑,真情实感自然流淌倾泻,甚至可以当众张口背诵下来,一字不差。

他这样写记忆里的幸福日子:

“我1993年结婚,1994年开始盘算着如何把日子过好,买了台拖拉机准备搞运输。1995年有了孩子,给他取名郭振,小名小六,寓意孩子的出生让我们家族振兴,日子和顺。孩子会走路以后,一听到拖拉机的声音,就会跑到大门口等我,看到我就会张开小胳膊一边跑一边喊,“爸爸抱!”我呢就会蹲下去抱住他,他趴在我肩上,左边亲一下,右边亲一下,我就满足地把他高高举起来,转两圈,再轻轻的把孩子放下,然后牵着孩子的手走进院子,房前屋后,都是孩子的笑声。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。”

他这样写寻亲路上的经历:

“有一次在大别山,风和雨都特别大,摩托车没有办法骑,只能推着走。突然刮来一阵风,把我和摩托车推向悬崖的左侧,应该是出于本能吧,在临近悬崖的一刹那,我急急的把摩托车推倒,双手死死抱住路边的防护柱,脸磕在柱子上,看着雪和雨水顺着石柱往下淌。左腿磕在崖边上,左膝盖钻心的痛,一阵接着一阵,雨像从衣领里灌下来,顺着前胸往下淌。望着山下黑漆漆雾腾腾的,那一刻我真的想松手,我这一松手,一切都没有了,所有的苦痛都没了。我想问,为什么丢孩子的是我,为什么我找不到,为什么我找一个不是,找一个不是,我想问天想问地,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找到我的儿子。”

“那个印着儿子头像的旗,歪倒在地上,风一吹,旗帜啪啪作响,头像上的小郭振就像是歪着头在跟我说,‘爸爸,小六不是一直在陪着你吗?’当时我就想,如果我死了,谁帮我去找儿子?于是就爬起来,扶起了摩托车,扶正旗帜,推着车,我一瘸一拐的走。只有活着,才能有可能找到我的儿子,只有活着,我才是一个父亲。”

一字一句背下来这两段文字,郭刚堂认真发问:“我这样写可以吗?有人愿意看我的故事吗?”

认亲俩月以后

向来是妻子专属地盘的厨房,最近被郭刚堂抢了。结婚几十年很少下厨的他,开始学习炒菜、熬汤、下面条、煮饺子。

郭刚堂谈团圆后首个中秋 背后真相实在让人心酸不已

早上,郭刚堂晨练归来,钻进厨房给家人准备早饭。操作台就在窗台下,能看到外面的景色,听到楼下传来的汽车喇叭声。他把土豆切片、切丝,时不时转头看看在燃气灶上“呲呲”作响的高压锅。

他精打细算,不在街上吃早饭,一般是自己熬的小米粥和馒头,配点萝卜条,成本也就一块多钱,日子清贫而富足。每隔几天,他会跑离家较远的菜市场,带回足够吃一周的菜,比家门口买的便宜很多。琢磨做饭,成了他现在的日常。

“我原来大男子主义,觉得下厨是女人的事情,现在开始学做饭,好好疼媳妇。”郭刚堂笑道。

这是和孩子认亲以后的第一个中秋节。别看郭刚堂在外人面前笑容多了,偶尔还会开开玩笑,实际上心情觉得有点低落——孩子找到了,但是老母亲和妻子相继生病住院,尤其是老母亲做了手术才出院,让他无比挂心。

郭刚堂的父母亲住在同一个小区不同楼栋的一楼。他最近更是频繁探望。八十多岁的父亲闲不住,业余养蜂,喜欢喝茶,他就经常掂着茶壶去陪父亲唠嗑,当然不忘问问母亲吃药了没、身体恢复如何。

而郭刚堂创办的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,就在小区里的社区党群活动中心一楼办公,工作起来也方便。

这便是郭刚堂自儿子认亲以来的现状。他称:“我最大的奢侈是有了晚上关机的自由。”

一切似乎平常,又透着不寻常。

至今,他的潜意识里还是觉得不敢相信被拐24年的儿子回归的事实。夜晚陷入深度睡眠以后,脑海里还是寻子的场景。梦里,他会对比不同孩子的信息,鼻子、眼睛,这个像自己的小六,那个似乎更像,不停在揣摩。

有时候,熟悉的人恭喜他找到了儿子,他的第一反应会是愣一下。“这些年,排除一个不是,排除一个又不是,找孩子这件事在我心里根深蒂固,所以至今不敢相信。很奇妙的情绪。”

儿子郭振,郭刚堂更愿意称呼他的小名小六。今年7月,在民警的帮助下,郭刚堂父子认亲。出生在山东聊城的小六,被拐时年仅2岁多,如今24年过去了,他已参加工作,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。按照相关规定,被拐儿童成年后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力,小六选择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养父母家,在河南工作生活。

郭刚堂尊重儿子的选择。

在他看来,被拐孩子是整个事件中最无辜的人,因为他们只能被动接受自己的命运。“我们所有找到孩子的家庭,都应该去尊重孩子的选择。我希望大家不干扰、不打扰,让他们在时间里治愈内心,从容生活。”

小六认亲以来,平时和亲生母亲沟通比较多,而郭刚堂父子俩聊的虽然不多,但相处自然。

前一阵,河南出现暴雨,郭刚堂痛快地拿出六千元,捐给聊城几个去河南的救援队。他给儿子发信息,“这段时间河南的雨比较大,尽量不要去低洼的地方,多注意安全。”小六会回复,“爸,我会注意的。”

找到儿子,郭刚堂最欣慰的是孩子健康。真正找到孩子以后他才觉得,对于孩子没有大的奢望,只要孩子好好的就行。

“在我们彼此情感加分的状态里,一切向前良性发展,没有必要急迫,也不需要介入过多。”郭刚堂对父子俩的相处一语带过。

迟到24年的重逢

今年7月,郭刚堂父子失散24年后在聊城认亲。

抱住儿子的瞬间,郭刚堂的右手一直搭在儿子肩膀上,左手掩面一直没有放下过。

他的身子因低声抽泣而微微抖动。被他抱在怀里的儿子,穿绿色T恤,看起来很结实,个头似乎比郭刚堂还要高一些。

一位头发花白的亲人走过来,递给郭刚堂纸巾,他不接,索性把头深深埋进儿子的肩膀里,极力掩饰自己当众哭泣的情绪,还是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认亲前,他一直觉得自己不会哭,“我见了这么多次团圆,我郭刚堂能哭?”但是,当血脉亲情在被人为无情割裂24年后重新缔结,各种复杂情绪瞬间交织在一起,谁都无法控制。

郭刚堂记得,当自己哭到全身颤抖时,儿子小六主动用胳膊揽了自己一把。那一刻,他惊觉记忆里儿子胖乎乎的小胳膊已变得刚劲有力,过去的经历也恍然如梦。

早在6月,郭刚堂接到一位关键人物的电话,对方上来就问他,郭哥,这些年你帮助多少孩子回归家庭、这些年找的疑似郭振的孩子又有多少?他的第一反应是反问:“我孩子在哪里?!”对方反复表示一切尚在核实当中,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直觉,小六找到了!

后来,郭刚堂接到警方的正式通知,孩子找到了。他第一时间回家告诉了妻子。

那天是上午,妻子躺在沙发上,闻言后一会儿哭一会儿笑,反复念叨“可找到了”,那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,完全控制不住自己,当时甚至让郭刚堂感到害怕——孩子找到了,妻子别在精神方面出了问题。

认亲前,郭刚堂和家人专门去了趟市场,计划购买1000斤糖果,散发给亲友四邻,不过因为消息传开后太过于轰动,小区成了打卡地,街坊四邻也受到影响,于是发糖果的计划搁浅。

他还给儿子准备了大红包,告诉商户,要能装一万块钱的红包。

他把信息告知了自己一直敬重的媒体人鲁豫。“姐,我不用再满世界找了!上苍眷顾,孩子也算接受了高等教育,本科毕业。以后啊,就可以过过该过的日子了,这个家终于是个家了!其实老天对我真的不薄,虽然难了一点。”

认亲前后,除了接受鲁豫的采访,郭刚堂刻意躲避几乎所有媒体,电话、短信、微信均不接,后来实在是因为公众关注度太高了,他索性通过百度等个人平台发声:“孩子找到了,我也想尽快回归生活,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支持和理解,尤其是我家小郭振,希望大家不要去打扰他。”

接连几条视频发声,他反复表达一个意思,希望大家给予空间,让一家人慢慢去磨合适应,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孩子的隐私。“我呢,当时更多的感受不是自己找到孩子,而是好几千个家庭找到孩子以后面临的问题,希望各个层面能给予他们理性引导。”

在谈到如何处理孩子与养父母的关系时,郭刚堂称就当多了一门亲戚,这个说法也引发了一定的质疑。

时隔俩月,郭刚堂正面回应此事,“所有被找回来的孩子是最无辜的,他们是第一受害人,我们应该给予包容、理解,以及专业理性的引导。假如不是真的了解那个年代,不妨站在情理上去思考一些问题。”

那个女人抱走了“小六”

郭刚堂生活的源头在山东聊城一个叫李太屯的村子。原来村子周边全是田地,家门口一条徒骇河,这里留下他下河摸鱼戏水的童年时光。

他听父母说,徒骇河最初用于浇地、排涝,如今24年过去了,当年居住的小村庄早已拆迁改造成现代化的生活社区,那条徒骇河也被修建成景观河,绿柳低垂,花草掩映,河水缓缓流淌,成了附近居民消遣游玩的最佳去处。

几乎每天凌晨五六点,郭刚堂都会起来绕着河岸走一圈,无论刮风下雨。

深秋9月,风平浪静,天气好的不像话,他一身运动装扮,将耳机调到音乐或诗词,系好鞋带,大踏步朝河边出发。

他甩开臂膀撩开双腿闷着头往前走,一遛烟消失在视野里。比他小二十岁的记者被远远甩在后面,气喘吁吁的一路小跑追上去,“郭老师,您走路好快!”“快吗?不快啊。”他惊讶道。

在李太屯村生活了51年,郭刚堂出门抬头就是熟人。沿途,不停有人和他打招呼。途中偶遇几个穿得花红柳绿的年轻人,其中一人背着大音响,和同伴走过去老远又拐回来,非要和“郭叔”合个影。

快到徒骇河的十字路口,等红绿灯的间隙,郭刚堂指着不远处,“就是那里,当年那个女人抱走了小六,顺着这条路走了。”那时候还没有监控,一切线索靠走访村民所得。

郭刚堂对那个拐走自己骨肉的女人感受太复杂!直至今日,他也会笑侃,“好看的东西谁都想看,但是不包括女人啊。”

大家闻言都笑了,郭刚堂却敛起笑容解释,“因为偷我孩子的那个女人可谓是中上等外貌。”

1997年,郭刚堂意气风发,顺风顺水的当口,儿子被一个女人拐走了。

24年后的今天,警方查明,1997年,呼某、唐某两人相识并恋爱,9月一起在山东旅游期间为图财预谋拐卖一男孩。9月21日,两人窜至山东聊城,呼某在汽车站附近等候,唐某外出寻找作案目标,将在家门口独自玩耍的郭新振抱走,随后与呼某一起乘长途车返回河南,由呼某将郭新振贩卖。

孩子刚丢时,短短两个月,郭刚堂的体重从150多斤降到110斤,当年才20多岁的他开始有白头发,憔悴的不成人样。

他的心理也出现问题。很长一段时间,他看到长得漂亮的女人会不由自主产生怨恨,内心非常排斥,很久以后才渐渐释怀

“后来的寻子路上,遇到会给我水喝、帮我修车的好心人,其中不乏有好看的女性,慢慢的我才释然。”郭刚堂坦承儿子被拐给他带去巨大的心灵创伤。

藏着儿时记忆的徒骇河,曾经是郭刚堂疗愈心灵的地方。没找到孩子时,他经常带包方便面和火腿肠,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。有年在连云港,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,他下到海里一直往里面游,就觉得在水里什么都没有,什么都不用想了,不如一了百了。后来还是寻子的执念令他上岸。“人啊,七灾八难也有,只有享不了的福,没有受不了的罪。”

如今孩子找到了,郭刚堂再经过儿子被抱走的地方,提到那个女人,已经可以坦然谈论。

李太屯村知根知底的村民会感慨,假如不是丢孩子,郭家的第四子郭刚堂的人生,可能是另一番景象。

青年时期的郭刚堂不仅一表人才,又脑袋灵活,喜欢打篮球、读书尤其是唱歌。“齐秦、郭峰、刘欢、费翔等歌手,当年也是‘骚动’着我们的青春啊。”郭刚堂自己也开玩笑道:“假如不是找孩子,可能我比‘大衣哥’朱之文还要早出名。”

可是人生没有假如,过往的艰辛无法抹去。

在路上的见证物

郭刚堂家里地下室的物品,见证了他的艰辛岁月。

杂乱无章的地下室,一辆落满灰尘的摩托车最为显眼,那是他骑坏的第十辆车子。当年为了方便寻子,尤其是省钱,他利用亲友赠送的二手摩托车,开始奔波在路上。曾经最远的一次连着骑了几百公里。

那个时候,一辆二手摩托车几百块钱,发小、亲戚慷慨送给郭刚堂,让他想骑哪辆就骑哪辆。摩托车上他还会固定一面旗,上面印着孩子的信息,寻子的经历,以及儿子稚嫩的头像。旗帜外展度差不多是一米二。有时侧风吹着,外展度接近两米多,很危险,有次差点被一辆同向的拉木料的车子挂到倒,于是他就慢慢琢磨改造。

地下室现在还保存着一个四四方方的黑色大包。郭刚堂称,这个包曾经多次救过他的命。 因为骑车路况不好时容易摔倒,他会把包挂在胸前,正好可以护着前胸,摔倒时帮忙缓冲一下。包里装着寻人启事等各种资料,他小心翼翼的护着。后来,电影《失孤》拍摄时,剧组专门找了一模一样的包当道具。

地下室里还有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,都是郭刚堂从新疆背回来的,他觉得这些石头有灵性,可以带来好运,能早点让孩子回归。

骑行在路上,郭刚堂靠出售挂件、葫芦工艺品赚钱维持生计。一个挂件卖三五块,够路上吃喝就行。没有卖出去的物品,至今还在地下室收着。

24年后的今天,再次一一翻起这些物件,过往的岁月也浮上郭刚堂的心头。“如今再做溜冰场已经是不可能了。但是我老郭通过自己的双手赚点钱,养家糊口,也不是不可以,因为我还有时间,想靠自己的手去做想做的事。”

一些印制的公开信,郭刚堂也收藏着。孩子丢的第十几个年头时,他再次出发在路上,会展示给孩子写的公开信。这些公开信言辞恳切,字里行间透着对孩子的思念、愧疚,以及期盼孩子得到善待。

为什么写公开信?

“所有丢孩子的家长都活在愧疚自责里。一直找不到孩子,我们可以说是祈求的心态,希望孩子得到善待。这不只是我,也是全天下所有丢孩子的父母的想法。”郭刚堂深知一个家庭丢了孩子带来的痛苦,会倾家荡产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找。

“人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亲情,任何人没有权利让它永远天各一方,而且老死不相往来。我们这些丢孩子的家长只希望那些人换位思考一下,假如你们的亲生孩子遭遇这些,会怎么想、怎么做?”郭刚堂称这也是他当时写公开信的原因,也是无奈之举。

“我们有更大的奢望吗?没有,就是祈求孩子平安。找到了以后,逢年过节能回来吃个团圆饭,照张全家福,平时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打个电话。希望大家知道这些找孩子的家长,到底心里在想什么。”郭刚堂认真说道。

遇到的“贵人”

有个成语叫绝处逢生。寻子24年,郭刚堂深有体会,他有过绝望,而那些不断带给他温暖和希望的人,称之为生命中的“贵人”并不为过。

郭刚堂记得电影《失孤》导演、编剧彭三源。

两人相见时,他刚丢孩子不久,身心憔悴,往人前一站,简直没有人样。每说一句话,他都会大喘气。

彭三源是学心理学的。她看到郭刚堂家里的窗户是用捡来的旧玻璃自己封的,就跟他说,兄弟,今年过年,把咱们家的窗户修一修,把缝隙填上。该过年了,买鞭炮、贴窗花,好好过个年。

她还提议郭刚堂,每天早中晚,努力对着镜子笑笑。他照做了,不管一开始笑容如何难看、勉强。

若干年后的今天,这些细节还在郭刚堂的记忆里鲜活如昨。“丢了孩子的人能有多坚强?那都是扯。所以能有人去帮一把真的很难得。”

郭刚堂感谢遇到了彭三源和电影《失孤》。他的原型被塑造成一位寻子父亲雷泽宽,演员是刘德华。

片子上映后,郭刚堂曾通过节目和刘德华有过一次连线。刘德华表示,听郭刚堂的故事很多了,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聊一下,“听到你们的故事,真的很想通过我们的表达,带给你们一些温暖。”而电话这端的郭刚堂不停致谢,“谢谢您能接这部片子,把我的遭遇展现出来,为我们这个群体(发声)。”

电影上映多年后的今天,郭刚堂真的找到了儿子,很多网友跑到刘德华的社交平台下传递喜讯,刘德华也专门录制视频送祝福,“这二十多年的坚持,终于没有被辜负。郭大哥,真替你高兴 !愿天下再也没有离散的家庭 。”

郭刚堂透露,他没有向《失孤》剧组提过任何要求,满心感激能有人关注这个群体。当年寻子走投无路时,他甚至异想天开,想找最火的小品演员能创作这样的题材,挖空心思想得到曝光,帮助自己和整个群体找孩子。“后来没想到刘德华先生会出演电影,他的号召力多强大啊。”

郭刚堂还非常敬重媒体人鲁豫,一直尊称她为“姐”。24年后找到儿子的消息,他也第一时间告诉了鲁豫,“姐,我不用再满世界找了!”

郭刚曾经多次做客鲁豫的节目。他记得,有次节目结束后,鲁豫让助理递给自己一个黑皮的档案袋。“厚厚的,我一摸就知道是钱。”郭刚堂当时拒绝了,说只要多做几期关于他们这个群体的节目,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。

时隔多年,鲁豫也公开发文回忆了这点,“他非但没要我的钱,反倒是送给我一个他自己雕刻的葫芦,那些葫芦是郭刚堂在寻子路上卖的,用来贴补一些盘缠。我当下有点儿不好意思,但又打心底里尊敬这个人——他当然需要钱,他的记账本上写满了向亲朋好友借款的记录,每一笔都记得仔仔细细。但他一点儿也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卖惨,从始至终都保持着体面。”

郭刚堂对民警的感激更是难以言喻。“我一个人找了24年,最终不是自己找到的,是国家,是公安机关帮我找到了孩子。”

他介绍找到儿子小六没有被披露的幕后。“民警特别速度,接到线索迅速排兵布阵,用了9天时间,摸清一切。”郭刚堂回忆,当时正值炎夏,出外勤的民警衣服湿了干、干了湿,没有洗澡、洗衣。“事后有个民警跟我说,郭哥你不知道啊,我那个衣服都是臭的。”

让郭刚堂感慨的还有一点,“民警出发办案前,领导问,这次去的有多少是当了爸爸妈妈的?咱们这次不仅仅是警察的身份,更多的是父母的身份。”

梳理整个认亲过程,郭刚堂非常感激职能部门对自己儿子的保护。“从上到下,最大程度的尊重、保护当事人。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。我找了24年,他们也一直没有放弃这个事情。”

“老郭吗?我的牛丢了”

郭刚堂今年51岁了,他身形矫健,精力充沛,跟谁都能侃侃而谈。无论多么困倦,他都会不疾不徐,输出观点条理清晰。

孩子回归后,他觉得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,“壮得像头骆驼”,浑身充满干劲。寻子路上得到诸多帮助,郭刚堂也一直在努力反馈社会,比如眼下正专注做一款寻亲软件,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向社会。

做这个是有原因的。

外地有位大叔,孩子丢了,想找郭刚堂帮忙,电视播出郭刚堂的节目时会公开电话,他一遍遍记不住,就去找人帮忙。“他给了别人五块钱,让帮忙记下我的号码。”这件事让郭刚堂很受触动,他开始琢磨如何帮助一些偏远地方的人。

还有一点,自己找到了孩子,但是还有很多家长还在苦寻。于是,继创办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之后,郭刚堂找人做了一款“天涯寻亲”的软件,目前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,主旨是用科技把爱带回家,分为“AI寻亲”和“寻亲登记”两块内容,更好的利用科技的力量去帮助大家。

郭刚堂说,这款软件接入的是百度AI里的寻亲功能,他会对比库存中照片的相似点进行寻亲、寻人。百度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是比较成熟的,这样就算是小孩子幼年走失,20年甚至30年过去了,孩子五官变化很大的情况下,通过科技的帮助,仍然有可能找回来。

“我50多岁了,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,才是对帮助我的人,一个回馈。”郭刚堂称。

日常生活中,郭刚堂随时随地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别人。

他有两个微信号,好友加起来得有七八千人,每天打开手机,就会涌入无数条信息、语音电话。而他在各个平台的账号,私信、评论也多到看不过来。

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,更是不计其数,可以说,郭刚堂通过接听电话就学会了不少方言。电话五花八门,除了寻亲的家长和孩子,连丢牛丢马丢三轮车的得抑郁症的人也会找过来。

有次,一个某地村里的男人打来电话,听声音就喝多了。“你是老郭吗?”男人开门见山,“想找你帮个忙。”

郭刚堂问具体什么事,男人一句话让他哭笑不得,“我牛丢了,知道牛在哪里。”

牛丢了知道在哪里就去找啊,再说这里负责找人。郭刚堂解释过,对方不依,坚持讨要解决办法。郭刚堂就想,一头牛对于某些家庭来讲确实是不小的财产,再则对方喝多了,不能较真,就给他出招带着礼物带着村干部,到对方家里去协调。

第二天,男人又喝多了之后打来电话,称“老郭你这办法真好,牛要回来了,但是我想治他!”郭刚堂劝解他,两条腿的人到处跑,四条腿的牛跑的更快。万一真是跑丢的,怎么办?你给他交心,若是偷的不让他再干这个事!

又过了一两个月,男人又打来电话,说和对方成了朋友,俩人臭味相投,隔三差五会喝一次。

这件事让郭刚堂也挺受触动,自己的劝解说不定化解了一个巨大的隐患,值得坚持。尤其是那些有轻生念头的人,反正经过他的开导决定好好活着。

有些电话则很离谱。

有个40多岁的男子称,自己抱养的孩子疑似郭刚堂的小六,说的有鼻子有眼,郭刚堂信以为真,决定找当地的一位警官去了解一下,反馈过来的信息是,对方表示自己很小失去父亲,只是想通过联系郭刚堂感受父爱。

还有个男子,总是三更半夜打电话给郭刚堂,有几次,郭刚堂睡着了没有接。男子发来多条辱骂的语音,还拿孩子说事,当时小六还没有被找到,句句狠狠地朝郭刚堂心窝里扎。但是,他没有骂回去,只是解释了一句为何没有及时接听电话,至今没有删除对方。

“我觉得我活下来都是奇迹。(辱骂电话)这是轻的,对我来说都是小儿科了。”郭刚堂一路下来,认识到“万事万物都是双刃剑”,当信息扩散最大化,压力也随之而来。

他的电话成了心理热线、情绪垃圾场。

有一阵子,郭刚堂也感到无法承受。大概小半年,他把自己封闭起来,哪怕父母问他吃饭了吗?他也只会答“吃了”或“.没吃”,多一个字都不想说。“我就是一个老百姓,一天三顿饭,我有多大的驾驭和抗压能力?”后来他又反思,觉得在这个浮躁的社会,大家愿意把心里话掏给自己,就是出于信任。为了这份信任,他不愿意辜负。

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的工作内容也在做调整。原来基本上偏重于寻亲寻家,现在处理的层面更广泛。

有天晚上十点多,有位妈妈打电话紧急求助,称13岁的女儿和家里怄气,上了一台出租车走了。郭刚堂赶紧把信息发到出租车群里,过了几分钟,有位司机打电话告知孩子就在他车上。从求助到送回孩子,整个过程用了17分钟。

“是协会厉害吗?是我厉害吗?不是。这说明我们可以利用很多资源,去帮助解决社会问题。”郭刚堂称这些实实在在的事,也激励着他继续做下去。

给孩子们看孩子

和郭刚堂聊天,除了为了保护儿子小六不愿意透露太多隐私,他愿意敞亮的剖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在他心底,一直对父母、妻儿感到愧疚。所以,未来他一心想给予家人更多的陪伴。

今年是认亲以后的第一个中秋节。郭刚堂对于家、团圆,有着别样的体会。

他谈到父母。前几天母亲住院,他第一次给母亲洗脚,无意中发现母亲的右脚无名指有些异样,才明白母亲为何一直骑三轮车,平时连一百米的路都走不了。

“给母亲洗脚时我就在想,这些年我为父母亲,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什么,父母亲都八十多岁了,我自己也五十多岁了,还能给他们带来什么?”郭刚堂语气低沉,“我都不知道母亲的脚是这样的,这是我亲娘。我是不是仅仅是在口头上回归家庭?”

关于妻子,他也有内疚。妻子跟了自己这么多年,里里外外操持,至今家里靠她给别人看孩子每个月挣三千元左右的工资生活,而自己常年在外奔波,至今欠有外债。

“女人跟你图什么?也想坐好车,也想逢年过节一家人和和睦睦。但是她没有。任何一个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,她把孩子从几斤养到几十斤,丢了,其实 她这些年比我更痛苦。”郭刚堂在反思自己。他决定从学习做饭做起,好好待妻子。

至于儿子小六,目前还在河南。中秋节怎么过,两家人会不会聚聚?郭刚堂态度是顺其自然。“这是当妈妈想的事情。所有找到孩子的家庭都要尊重孩子的选择,各种状况不一,不管血脉亲情如何愈合,如何融入,要尊重孩子的想法。”

不管中秋节会不会团圆,但是有一点,郭刚堂可以痛痛快快吃顿饭了。以前逢年过节,一家人吃饭,总会给小六留个位置,放上碗筷,表示孩子暂时不在家,早晚会回来。

而今年中秋,可以不用这样做了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郭刚堂想的更多的是那些没有团圆的家庭,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努力一把,让更多的孩子回归家庭,在下一个八月十五团圆。

奔波半生,已知天命。他总结自己的前半生——我,郭刚堂,这辈子没有成为富翁,也没有开上豪车,却成了一个找孩子专业户,也足够了。

以后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?

“等他们(儿子)都有了老婆孩子之后,给他们看孩子呗。”郭刚堂哈哈大笑。

“有人愿意看我的故事吗?”

寻子24年的故事,郭刚堂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

他的白头发更多了,一笑眼睛都是褶皱,会被年轻的孩子称为“郭叔”。但是,不知是不是儿子小六回来的缘故,压在心底大石头终于被踢走了,他的心态反而更年轻。

他也有很多未完成的心愿,比如,写一本书,把自己的经历、家族的事情放到时代背景里去记录。

从哪开始呢?1997年是个过不去的坎儿。

1997年,香港回归,大街小巷是《东方之珠》的旋律,“小河弯弯向东流,流到香江去看一看……”是《相亲相爱》的旋律,“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,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……”

而1997年的郭刚堂,是聊城李太屯村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。年轻、敢拼、能闯,他置办了一辆拖拉机跑运输,与相亲认识的妻子已结婚三年,儿子小六两岁多。他爱唱歌,经常哼着小曲儿进出家门,婚后最有成就感的时刻,就是把跑运输挣来的工资一笔笔交给妻子。

他脑袋灵活,爱琢磨,很快有了五万块的存款,就盘算着在徒骇河附近办一个大型溜冰场——那是很多70、80年代生人挥洒青春激情的地方。水泥地圈起来,五彩斑斓的小灯泡亮起来,震耳欲聋的音乐响起来,绝了!他这样设想着,花了三千多元找人做了效果图,开始跑手续。

幸福的小日子刚刚开始,但是,一切在1997年9月21日下午6时戛然而止,小六被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拐走了。

记不清哪一年,他到河南寻亲,饿了,随便在一家面馆要了碗烩面。饭馆陈设简陋,油乎乎的桌子,一条粗板凳,桌上摊着一份报纸。等面上来的间隙,他展开报纸看,读到一篇独臂人的文章。故事是说,有一个独臂人去一位大姐家里乞讨,大姐让他帮忙把照壁前的一块石头搬到午后,他看看自己缺失的右臂,觉得大姐在歧视他。

大姐把自己的右臂放在身后,用左手托起石头搬运了石头。又给他端来一碗水,拿来毛巾擦擦汗,并且给他十块钱。谁知独臂人喝了水、擦了汗,拒绝收钱。

若干年后,独臂人发迹了,又来到大姐家表示感谢,这次轮到大姐拒绝了,称自己不需要帮忙,让他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

看了这个故事,郭刚堂突然觉得很受触动——独臂人的胳膊没了,我是孩子丢了,但是我有爱人啊,我能跟别人絮叨难过,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办?想到这里,他一路疾驰回家,跟爱人交心畅谈。

“所有的遇见的都是注定的,而且所有的遇见也都是应该的,关键是怎么看待所有的遇见。”带着这样的感悟,他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。

郭刚堂享受笔与纸张摩擦共振的声音,听起来很有感觉,所以书稿全是手写。一开始,他用第一人称写了三万多字,写不下去了,因为控制不住情绪,眼泪“啪啪啪”往纸上掉。

放了两三天,他又换成第三人称去写,大约写了七八万字又写不下去了,觉得内心还是过不了这个坎,又搁置到那了。太多的场景,让他难受到写不下去。

写作走入困境,郭刚堂就翻看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,看路遥先生如何书写小人物的命运。还有人给他推荐余华先生的《活着》。这两本书,让他从中读到了苦难中向上的力量,备受鼓舞——能不能让那些还在情绪化里的人,遭受意外和不幸的那些人,从我的文字里找到一点点对自己有益的东西?

所以,他卯足了劲儿继续写,笔触越来越顺滑,真情实感自然流淌倾泻,甚至可以当众张口背诵下来,一字不差。

他这样写记忆里的幸福日子:

“我1993年结婚,1994年开始盘算着如何把日子过好,买了台拖拉机准备搞运输。1995年有了孩子,给他取名郭振,小名小六,寓意孩子的出生让我们家族振兴,日子和顺。孩子会走路以后,一听到拖拉机的声音,就会跑到大门口等我,看到我就会张开小胳膊一边跑一边喊,“爸爸抱!”我呢就会蹲下去抱住他,他趴在我肩上,左边亲一下,右边亲一下,我就满足地把他高高举起来,转两圈,再轻轻的把孩子放下,然后牵着孩子的手走进院子,房前屋后,都是孩子的笑声。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。”

他这样写寻亲路上的经历:

“有一次在大别山,风和雨都特别大,摩托车没有办法骑,只能推着走。突然刮来一阵风,把我和摩托车推向悬崖的左侧,应该是出于本能吧,在临近悬崖的一刹那,我急急的把摩托车推倒,双手死死抱住路边的防护柱,脸磕在柱子上,看着雪和雨水顺着石柱往下淌。左腿磕在崖边上,左膝盖钻心的痛,一阵接着一阵,雨像从衣领里灌下来,顺着前胸往下淌。望着山下黑漆漆雾腾腾的,那一刻我真的想松手,我这一松手,一切都没有了,所有的苦痛都没了。我想问,为什么丢孩子的是我,为什么我找不到,为什么我找一个不是,找一个不是,我想问天想问地,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找到我的儿子。”

“那个印着儿子头像的旗,歪倒在地上,风一吹,旗帜啪啪作响,头像上的小郭振就像是歪着头在跟我说,‘爸爸,小六不是一直在陪着你吗?’当时我就想,如果我死了,谁帮我去找儿子?于是就爬起来,扶起了摩托车,扶正旗帜,推着车,我一瘸一拐的走。只有活着,才能有可能找到我的儿子,只有活着,我才是一个父亲。”

一字一句背下来这两段文字,郭刚堂认真发问:“我这样写可以吗?有人愿意看我的故事吗?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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